在京的研究係政客熊希齡、範源濂等人，於8月下旬以旅京湘紳的名義致電譚延闓，謂“祃電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國救各省”。他們還請研究係理論家梁啟超起草《湖南省自治大綱》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於8月28日郵寄到湘，“以備采擇”。並建議湘省秉“湘人自決”精神，在南北未統一之前辦成自治。具體做法上可由省教育會、商會等動議，舉出代表，起草憲法，再照歐美各國先例，交由全國各省人民總投票表決。據熊希齡估計，“湖南提倡自治於前，各省必將熱烈響應於後，由此不難達成聯治立國”。
旅滬湘人也組成了“湖南改造促進會”，此時亦號召湘民“奮起自主”，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的自治宣言，並要求譚延闓和趙恒惕等諸湘軍領袖做到：“第一，能遵守自治主義，不引狼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之自由，此國人之所最希望也。”主張“湘事湘人自決”，宣稱“以後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與湖南人為敵”。
一時間，熱鬧非凡，這當然是譚延闓所願意看到的局麵。
但是，曆史並不總是能按照人的主觀意圖發展，當譚延闓的“祃電”引來一幫湘籍社會名流的喝彩之時，也引發了普通知識青年廣泛的參與熱情。
一群剛出校門的年輕人，借自治的名目，要求實行民主，主張人民自治。他們借著自治的東風，又是大遊行，又是辦報紙，又是辦學會，又是辦書社，把湖南弄得天翻地覆。
其間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最大的誌願是當一名教師，其次是記者。
1921年初，毛澤東在新民學會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法”時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當時毛澤東要創辦一個“文化書社”，找譚延闓來為書社題寫招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