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隨便找一本曆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它們對於秦代的官製怎麼樣，漢代、唐代的官製又是怎麼樣，都能夠羅列得非常詳盡。可是秦代的官製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漢代的官製？漢代的官製又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唐代的官製？這中間經過的情形總是難得有人注意。我們在前麵說中國從前的曆史著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將來編輯中國史，應該竭力矯正上述的毛病。對於中國人過去五個方麵的活動，處處要注意它們變化——亦稱演化——的經過；換句話說，就是要著眼在改革的運動。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才可以稱為活的不是死的曆史。
（四）表明事實的輕重：人類五種活動在曆史上地位的輕重當然不同，就是在一類裏麵各件事實的輕重亦當然各不相同。我們編纂曆史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表示出來？我們中國從前的著作家要表示事實的重要時，往往用許多不合理的形容詞來讚美或攻擊一個人或一件事。
在現在科學發達的時代，就一句話，用一個字，都有一定的分寸；這種不負責任、信口雌黃的辦法當然絕對不能再用。換句話說，就是要用文學的手段來應付曆史的敘述，在現在科學上是不容許的了。在曆史著作裏麵要表示事實的輕重，方法非常簡單：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實，記得詳細一點，使它多占一點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實，記得簡單一點；那就夠了。這樣做法，讀者自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感到各件事實的地位究竟怎樣。我們正不必虛費時間和腦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功夫。
（五）烘托材料之運用：曆史文章要使得它能夠“情摯氣昌”，烘托的材料當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寫一個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實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尋常的瑣事去陪襯出來。至於這種烘托的材料究竟應該用多少，那卻可由著作家自由去決定。這一點要看著作家的識見如何。具有別識心裁的人應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夠恰如其分，不致鬧出畫蛇添足的笑話。良史的才、學、識“三長”裏麵所以以識為最是難能可貴，這亦是一個理由。
以上五個方法看來很是簡單；但是要運用得宜還是要靠學力和經驗。
八 勒成專門著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後，研究的事業還不算成功。我們還有最後的一步，就是著作。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們著手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亦有六點：
（一）文史要分別清楚：文學同曆史完全是兩種東西，我們對於它們的界限，應該絕對劃清；我們斷不可用文學的手段去做曆史的工作。因為曆史的根據是固有的事實，文學的根據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謂想象力。神思是可以馮虛禦空的，事實是不能由我們自由去顛倒或虛構的。簡單地講，就是陸士衡所說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實而難巧”兩句話。曆史的文章處處要受史科——或者不如說事實的真相——的限製，絕對沒有自由行動的餘地。
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學的作品，不是曆史的作品。
（二）著作要一線貫串：當我們著作的時候，要能夠明定範圍，揭示綱領，才能使讀者有振衣得領、張網挈綱的樂趣。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要靠我們的卓識和真實的功夫。曆史著作上所謂一線貫串，和文學作品上所謂一氣嗬成，原是一樣。不過我們要知道曆史著作上的所謂一貫，是以校勘、訓詁等等的考訂功夫做基礎的。
（三）著作者要有反省功夫：我們要希望自己的著作有一貫的精神，應該多用一番反省的功夫。這就是著作完成之後切不可急求名利倉促出版，以致鬧成笑話。當我們的著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閱讀，細察內容有無失檢或謬誤的地方，以便隨時加以修正。如能請相知的和相當的學者代我們自己再去校閱一番，那就更好。中國向來有名的著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們的作品，不必問人家懂不懂，先要問自己懂不懂；不要讓人家來批評，先要自己去批評。我們要知道：研究學問最高尚的目的，在於利人。假使退一步說，我們所抱的目的在於營利，那麼我們亦應該以相當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價。倘使以惡劣的商品去騙他人的金錢，這在商業道德上已是說不過去，何況關係學術的事業？
（四）敘事要恰如其分：敘述史事的時候，下筆要特別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須表裏相符，史文應該絕對反照事實的真相，絲毫不得增減。可疑的應直言其可疑，可信的應直言其可信。是非虛實，秉筆直書，才算是正當的辦法。學術上最可貴的美德就是“忠實”兩個字。章學誠所說的“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