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要辨別印本的真假，就比較困難了。從前的木版書和現在書局所出的鉛印書，裝訂同字體總是大致相同；各書形式上的特點都完全埋滅了。我們要辨別它們的真假，唯一的辦法，就是察看它的內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與時代，是不是相合。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風格。清代人要偽造明代的書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覺地參入清代作家的韻味。又如清代以來新造的名詞很多，如果以這些新名詞去偽造古書，一定要鬧成笑話。此外還要看著書人的見解同眼光，是不是合於那個時代一般知識界的情形。以上所說的方法不過最粗淺的一部分，有許多地方，完全要靠著經驗。我們要知道辨別古書的真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古書的真偽，到現在還是在爭議之中，如“十三經”中的《周禮》、《左傳》等書，便是一例。
我們研究古籍，一方麵要辨明它的真偽，一方麵還要訂正它的錯誤。文字錯誤在古書或者現在出版的書籍裏，都是不免的。錯誤可分兩種：（一）有意的錯誤。這大概出於傳抄者或校對者的自作聰明。他們對於原稿有不明白的地方，往往不去問——也許無法去問——著作人，就憑著自己的意思，隨意湊合上去。這就是顏師古所說的“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的意思。這一種錯誤，往往似是而非，極難辨別，甚至永遠無法訂正。
（二）無意的錯誤。有的是字體混亂；有的是前後顛倒；有的把兩個字並成一個，或者一個字析作兩個；這在古書裏麵都是常見的，在版本惡劣的書中，尤其如此。我們隻要翻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就可見一斑。
四 知人論世
史料的供給者——普通所謂撰人，在曆史研究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他是一個引導我們從起點到終點的媒介。我們有優美的媒介，就不至於被人家引入歧路中去。所以我們對於做媒介的撰人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問，這就是曆史研究法中所謂“知人”。我們要“知人”，第一應該知道著作人的名氏，而且要斷定他是否偽托。第二應該知道這人的性格；這一點又可細分為下列六項：
（一）天資如何？是否耳目聰明的人？（二）學識如何？
是否是博學多能之士？（三）地位如何？是否站在相宜的地方，可以目睹耳聞一切的經過？（四）成見如何？是否有好惡愛憎的偏見？（五）心術如何？是否心口如一？
（六）文才如何？是否能詞達其意？
我們要知人，就要根據上麵所提第二點裏麵六個問題細細去讀他的著作，而求得滿意的答案。中國人所謂“文如其人”，就是這個意思。這一點，對於供給曆史材料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做書的時期和地點，也應該注意到；看撰人著書的工作是否進行於相當之時和適宜之地。
我以為曆史材料的供給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須具備下列幾個理想的條件：（一）耳目聰明；（二）意誠心正；（三）至公無私；（四）學問淵博；（五）識見卓越；（六）長於文才。（一）屬生理，（二）、（三）屬心術，（四）、（五）、（六）就是吾國所謂良史的“三長”。
假使我們自問沒有具備這六個條件，我們就不配而且也不應該做著作家或史料的供給者。
在這裏我還有一點附帶的感想：我們知道這種理想的著作家，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們中國從六朝以來筆記、文集之類雖然很多，但是內中材料可用的很少。可是現在中國不免有少數學者專從百家雜碎上去做功夫，反將正史置於度外。這真是可謂“舍正路而不由了”。我以為我們不去研究中國史，那就罷了；否則非從正史入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