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搜集材料
我們在上麵曾經說過，研究曆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種類，可以根據兩個標準去分別它們；根據形式的可分為二類：（一）遺物，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物質的東西，（二）傳說，這一類又可分為三種：（甲）筆傳，如刻文、書籍之類，（乙）口傳，如歌謠之類，（丙）畫傳，如圖畫之類。根據內容的，也可分為二類：
（一）原始的，（二）孳生的。普通以為原始的史料，是親聞親見的作品，當然比孳生的史料為可靠；因為孳生的史料已經經過第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轉輾介紹，所以容易失去本來的真相，這是很合理的話。但是我們切不可以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來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講，優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幫助我們研究曆史的人，因為這種優美的作品，一定能說明它的材料的來曆，使後來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據這種書來做搜羅史料的指導。還有一點，優美的孳生材料，對於考訂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這也可以省掉後人不少的光陰。譬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他並不是將所有材料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湊合弄來的。我們看他《考異》一書，就可以知道《資治通鑒》的取材，非常精審，非常謹慎。他能夠將所有的材料，用種種嚴密的方法，斷定它們的真假，並且在《考異》裏詳細說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現代西洋所謂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態度，原亦不過如此。所以假使我們要引用司馬光這部書，就很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做過一番切實考證的功夫了。像這種孳生的材料，其有益於後世學者，並不在原始材料之下。這是應該知道的。
搜集材料，當然要從目錄之學入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則，這就是“賅備無遺”四個字。
這不但研究曆史應該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學也應該如此。不過我覺得在我們中國的圖書當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備，實在非常困難。因為中國書籍很少有係統的目錄，而各書本身更無內容的索引。
在現在中國這種狀況之下，所有書籍既然沒有索引，對於材料的搜集，當然非常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不備具一種耐勞耐苦的美德，抱著犧牲的精神，去做這種功夫。
我們倘使要做一篇關於曆史的文章，我們必須搜集到極其完備的材料，然後著手；否則寧願擱筆；因為不是這樣，就要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例如我們要做一篇文章，假定關於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種；但我隻搜到了九種，還有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種，沒有找到，就貿然發表出來。可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卻已搜到了那一種，那麼我的作品價值，就因此大大減低，也許因為缺少了這一種材料的緣故，給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們研究曆史，對於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賅備無遺”為目的。這非具有犧牲的精神和耐勞耐苦的美德不可。
三 辨明史料的真偽
我們知道我們雖然有了許多材料，可是離開著作當然還是很遠；因為隔在材料同著作中間的，還有材料的供給者，就是普通所謂撰人。從起點——搜集材料——到終點——著作——距離既遠，而且中間又夾有撰人，作偽和錯誤的機會當然很多。我們要想走通這一條路，不能不用一點廓清的功夫。在史料裏麵，有許多書是後人偽造的，亦有因為輾轉傳抄，所以脫誤極多的。我們遇到這種情形，應該怎樣去辨別？這一點在曆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
在這裏，我要附帶地說幾句話，就是我們中國研究曆史的人往往以為曆史的材料，就是曆史。普通曆史的著作裏麵常有引用了一個古人的話，就下起筆來。究竟那件事情的真麵同史料上所述的隔開多少，史料所述有無錯誤的地方，他們都不十分去注意。這種輕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現代歸納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雲亦雲、以訛傳訛的危險。所以從事研究曆史的人，對於無論什麼人的話，都要抱懷疑的態度。決不能因為孔子或是司馬遷如此說，我們就盲目地相信他們；對於他們的話都應該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劉知幾、崔述以及清代所謂漢學家的態度，就是我們的好模範。
普通辨別手稿的真偽，比印本來得容易。手稿的辨偽法，第一要注意它的紙張。明代所造的紙和宋代的紙，敦煌石室中所發見的紙和我們現在所用的紙，其不同都是顯而易見的。倘使某書的紙張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偽書。第二要注意它的書法。各代的字體各不相同；現在的書法，不但和宋代、元代或明代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筆，亦大有區別；普通碑帖家、版本家、古董家，都能夠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它的內容，書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了。所以我們要辨別手稿的真偽方法比較的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