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憑今吊古，當然要從主觀方麵生出氣和情來。所以他說：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天人——客觀主觀——之際，在曆史研究上永遠沒有分離的希望了麼？章氏卻以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個調和的辦法。他這個辦法，我以為非常透辟，非常精到。他說：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這就是說：曆史家發表出來的東西，應該而且不免“氣昌而情摯”。不過我們所發的氣，要能夠“合於理”；我們所生的情，要能夠“本於性”。那麼“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換句話說：就是氣和情雖是純屬主觀的東西；但是假使我們心中所發生的是合於理的氣，和本於性的情，那就不至於以私害公，以個人的情感埋沒史事的真相了。所以這種氣和情，仍可以當作客觀的東西看。這真是中外史學界中未曾有過的至理名言。就是現代西洋新史學家恐怕也不能說得這樣透辟精到。如果我的解釋不錯，那麼章氏這幾句話，實在值得我們的服膺，值得我們的表彰。我現在再把他的話圖示如下：
人=主觀 客觀=天
現在再講一講曆史研究法和社會學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為第一點就是兩者的目的不同。社會學的目的是在求人類活動的通則；而曆史的目的在於研究人類活動的渾淪。第二點兩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會學的方法，是在過去活動中求相同的地方；而曆史則在過去人類的活動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亦氣——合於理情——本於性完全兩樣：社會學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定律；曆史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渾淪。在這裏我可以簡單地再重複一句：我們將曆史和自然科學或社會學比較以後，我們一定可以明白曆史裏麵決沒有所謂“因果”這種東西，因為曆史所研究的是人類活動中特異的東西，既不是重複的事實，亦不是貫徹各種活動的定律。
照這樣說起來，那麼曆史究竟是什麼？我說曆史還是不失其為一種科學。因為科學是有條理的知識，而曆史原來也是有條理的知識；科學的目的，無非是尋求真理，而曆史的目的，也是要尋求真理，曆史求真的態度，完全是科學的態度。所以曆史的形式和精神，雖然遠不如自然科學那樣的完備和飽滿，我們仍舊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裏麵去。
以上所講，是曆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曆史研究法與其他科學方法不同的地方。現在繼續討論曆史研究法的步驟：研究曆史可以分為三個大步驟：第一步是搜集材料。
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無論研究哪種科學都不能缺少的。
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質，加以種種解剖的功夫。這一步工作又可分為辨別真偽、知人論世和明白意義三個階段。第三步是綜合。將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全部綜合起來。這一步工作也可分為斷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三個階段。經過了這三步工作以後所得的結果，便是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講，搜集材料是起點，著作成書是終點，中間一定要經過許多分析和綜合的功夫。現在圖示如下：
搜集材料→辨偽→知人→明義→斷事→編比→勒成專著
再就內容講：史料是起點，事實的真相是終點，中間橋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給者。現在再圖示如下：
史料→史料供給者→事實真相
我們因此應該明白所謂研究曆史並不搜到材料，就立刻可以得到著作；亦並不是看見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實的真相。因為中間必須超過許多階梯，排除許多障礙，方才可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地——事實真相的敘述。曆史研究法應該指導我們的，就是這許多階梯怎樣能夠超過，這許多障礙怎樣能夠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