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隻是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然而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隻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
葛利略二十多歲時在本地的高塔上拋下幾種重量不同的物件，看它們同時落地，證明了物體下墜的速率並不依重量為比例，打倒了幾千年的謬說。這便是用實驗的方法去求證據。他又做了一塊板，長十二個愛兒（每個愛兒長約四英尺），板上挖一條闊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頭墊高，用一個銅球在槽裏滾下去，他先記球滾到底的時間，次記球滾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時間。他證明第一個四分之一的速度最慢，需要全板時間的一半，越滾下去，速度越快。距離的相比等於時間的平方的相比。葛利略這個試驗總做了幾百次，他試過種種不同的距離，種種不同的斜度，然後斷定物體下墜的定律。這便是創造材料，創造證據。平常我們所見物體下墜，一瞬便過了，既沒有測量的機會，更沒有比較種種距離和種種斜度的機會。葛氏的試驗便是用人力造出種種可以測量，可以比較的機會。這便是新力學的基礎。
哈維研究血的循環，也是用實驗的方法。哈維曾說：我學解剖學同教授解剖學，都不是從書本子來的，是從實際解剖來的；不是從哲學家的學說上來的，是從自然界的條理上來的（他的《血液運行》自序）。
哈維用下等活動物來做實驗，觀察心房的跳動和血的流行。古人隻解剖死動物的動脈，不知死動物的動脈管是空的；哈維試驗活動物，故能發見古人所不見的真理。他死後四年（一六六一年），馬必吉（Malpighi）用顯微鏡看見血液運行的真狀，哈維的學說遂更無可疑了。
此外如佗裏傑利的試驗空氣的壓力，如牛敦的試驗白光的七色，都是實驗的方法。牛敦在暗室中放進一點日光，使他通過三棱鏡，把光放射在牆上。那一圓點的白光忽然變成了五倍大的帶子，白光變成了七色：紅、橘紅、黃、綠、藍、靛青、紫。他再用一塊三棱鏡把第一塊三棱鏡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圓點的白光。他試驗了許多回，又想出一個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塊板上，板上有小孔，隻許一種顏色的光通過。板後麵再用三棱鏡把每一色的光線通過，然後測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這樣試驗的結果，始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種光複合成的。他的實驗遂發明了光的性質，建立了分光學的基礎。
以上隨手舉的幾條例子，都是顧炎武、閻若璩同時人的事，已可以表見材料同方法的關係了。考證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現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靜聽兩造的律師把證據都呈上來了，他提起筆來，宣判道：某一造的證據不充足，敗訴了；某一造的證據充足，勝訴了。他的職務隻在評判現成的證據，他不能跳出現成的證據之外。實驗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偵探小說裏的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罪人不能不呈獻真憑實據。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通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結果呢？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盡管精密，隻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隻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分卻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陋儒的微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
為什麼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專心致力的結果，仍不過是枉費心思的開倒車呢？隻因為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一個“古”字底下罩著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鑽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卻隻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為鄰”，卻不知不覺地成了與鬼為鄰，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