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班崇拜兩漢陋儒、方士的漢學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得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於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簡直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說。如他們費了無數心力去證明古時“支”、“脂”、“之”三部的區別，但他們到如今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如顧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到底還不值得一個廣東鄉下人的一笑，因為顧炎武始終不知道“逼”字怎樣讀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學不能決定古代究竟有無入聲；段玉裁說古有入聲而去聲為後起，孔廣森說入聲是江左後起之音。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定論。卻不知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古韻的分部都是將錯就錯。況且依二百年來“對轉”“通轉”之說，幾乎古韻無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哪還有什麼韻部可說！
三百年的紙上功夫，成績不過如此，豈不可歎！紙上的材料本隻適宜於校勘訓詁一類的紙上工作；稍稍逾越這個範圍，便要鬧笑話了。
西洋的學者，先從自然界的實物下手，造成了科學文明，工業世界，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是用慣的了，實驗的習慣也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在音韻學的方麵，一個格林姆（Grimm）便抵得許多錢大昕、孔廣森的成績，他們研究音韻的轉變，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官。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為有係統的科學。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倫倔倫（Bernhard Karlgren），費了幾年的功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廿七期）。
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
我們不可以從這裏得一點教訓嗎？
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夠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幫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幾千年的古史傳說禁不起兩三個學者的批評指摘。然而河南發見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曆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J.G.Andersson）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Pere Licent）發現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要希望一班有誌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銷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