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梅鷟的《古文尚書考異》到顧頡剛的《古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雖是科學的，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究限了死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隻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隻不過故紙堆的火焰而已！
我們試回頭看看西洋學術的曆史。
當梅鷟的《古文尚書考異》成書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一五四三年）之時。當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成書的第三年（一六〇三年），荷蘭國裏有三個磨鏡工匠同時發明了望遠鏡。再過一年（一六〇九年）意大利的葛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遠鏡。他逐漸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鏡子便成了歐洲最精的望遠鏡。他用這鏡子發見了木星的衛星、太陽的黑子、金星的光態、月球上的山穀。
葛利略的時代，簡單的顯微鏡早已出世了。但望遠鏡發明之後，複合的顯微鏡也跟著出來。葛利略死（一六四二年）後二三十年，荷蘭有一位磨鏡的，名叫李文厚（Leewuenhoek），天天用他自己做的顯微鏡看細微的東西。什麼東西他都拿出來看看，於是他在簷溜水裏發見了微生物，鼻涕裏和痰唾裏也發見了微生物，陰溝臭水裏也發見了微生物。微菌學從此開始了。這個時候（一六七五年）正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書的時候，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還在著作之中。
從望遠鏡發見新天象（一六〇九年），到顯微鏡發見微菌（一六七五年），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國方麵，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部奇書之外，都隻是一些紙上的學問；從八股到古音的考證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終久還是紙上的功夫。西洋學術在這幾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學的大路了。顧炎武、閻若璩規定了中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麵；葛利略、解白勒、波爾、牛敦規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麵。
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
顧氏閻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學的材料有限，鑽來鑽去，總不出這故紙堆的範圍；故三百年的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不過是兩大部《皇清經解》而已。實物的材料無窮，故用望遠鏡觀天象，而至今還有無窮的天體不曾窺見；用顯微鏡看微菌，而至今還有無數的微菌不曾尋出。但大行星已添了兩座。恒星之數已添到一萬萬之外了！前幾天報上說，有人正在積極實驗同火星通信了。我們已知道許多病菌，並且已知道預防的方法了。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幾十萬萬倍了；平均的人壽也延長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還在爛紙堆裏翻我們的筋鬥！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隻能跟著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曆史的考據，都隻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氫氣、氧氣；但我們用人工把水分解成氫氣和氧氣，以證實水是氫氣和氧氣合成的。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隻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隻是被動地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都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證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證；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曆史。自然科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裏；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冬天。原來在身上的，他可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畢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了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為簡單；太少了的，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