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不能不有興趣，然其每日所得，即是興趣；實施運用，即是興趣。“學校”這兩個字，在原文有“休息”與“愉樂”二意；以中國古意推之，也含“樂育”之意。
故昔人俗語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之詠，此雖窮酸者自慰之詞，實亦含幾分道理。我們隻存一個“為學則樂”的心，便容易辦了。
但在我們的生命中，不能不有日日的希望，日日的快活，日日的美麗，因為我們是最高尚而偉大的！
（《學生雜誌》）
本文主要參考書：
1．Kitson：How to use your mind.
2．Warner：The study of child.
3．Lord Avedery：Self-Education；in Specimens ofmodern English Prose，pp.24-40.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現在有許多人說：治學問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卻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麼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績。糞同溺可以作科學的分析，《西遊記》同《封神演義》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這話固然不錯。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例如我家裏的電話壞了，我箱子裏盡管有大學文憑，架子上盡管有經史百家，也隻好束手無法，隻好到隔壁人家去借電話，請電話公司派匠人來修理。匠人來了，他並沒有高深學問，從沒有夢見大學講堂是什麼樣子。但他學了修理電話的方法，一動手便知道毛病在何處，再動手便修理好了。我們有博士頭銜的人隻好站在旁邊讚歎感謝。
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這上麵的說法隻有片麵的真理。
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絕大的不同。這個道理本很平常，但現在想做學問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這個極平常而又十分要緊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鄭重討論的必要。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隻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隻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曆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參見《胡適文存》卷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頁二〇五－二四六）。
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閻若璩：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閻若璩的先鋒是梅鷟。陳第作《毛詩古音考》（一六〇一－一六〇六），注重證據；每個古音有“本證”，有“旁證”；本證是《毛詩》中的證據，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毛詩》。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舉了本證十四條，旁證十條。顧炎武的《詩本音》同《唐韻正》都用同樣的方法。《詩本音》於“服”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唐韻正》於“服”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一五一三年）舉人，著有《古文尚書考異》，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
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裏，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為《尚書古文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
有人問閻氏的考證學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他舉孔子適周之年作例。舊說孔子適周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1）昭公七年（《水經注》）
（2）昭公二十年（《史記·孔子世家》）
（3）昭公二十四年（《史記·索隱》）
（4）定公九年（《莊子》）
閻氏根據《曾子問》裏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條，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斷定孔子適周在此年（《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一百二十條）。
這都是很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這三百年的成績有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其中最精的部分都可以稱為“科學的”；其間幾個最有成績的人，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都可以稱為科學的學者。我們回顧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自然不能不對這班大師表示極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