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提問：我想問一下關於怎樣拍簡單的電影，中國電影怎樣進入全球以及新的技術怎樣在中國得到接受？
史蒂芬·戴德利：一心想著進入全球舞台這是錯誤的，如果想講故事的話要傳遞給特定的人群，這可能是你自己或者周圍的社區、周圍的社會，除非你要拍一個針對非洲或者美國的印第安人，我覺得不需要拍針對外國人的電影，我認為並沒有這樣的觀眾。
丹尼·博伊爾：你心中的觀眾越特定、越細致，電影就會越好。如果有一扇門別人可以向你指明方向，然後告訴你走這條路就能成功，我認為這是一個謊言，沒有這樣的事。我認為成功的人隻是那些瘋狂的人，那些不斷奮鬥的人。為了時尚、為了風光而拍電影的人不會帶來想要的成功。那些瘋狂的人願意講故事，他們真正有激情，所以能夠成功，真正對電影瘋狂的話就不會懼怕任何人，會勇往直前。
薑文：其實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觀眾，關鍵是傾訴對象是誰，傾訴對象很清晰的話電影會變得越發動人。
觀眾提問：我的問題就是電影節如何發掘更多的好電影？
丹尼·博伊爾：很多電影節有一個電影檔案的做法，會對以前的一些電影--比如60、70年代的電影做一個回顧，我之前看到過。我在別的電影節上看到了薑文的電影，所以我覺得電影節的作用確實非常好。而且在電影節上讓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坐在那裏看電影，發現我們在世界各地會有共享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電影節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而且電影節是可以鼓勵自由的。在電影方麵限製越少，就越容易往前發展，每個人都可以從這種自由當中受益的。電影節就是一個自由的平台。當然在這方麵的進展還是非常慢的，但如果能夠有進展的話就非常好，比如說《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就是在多倫多的電影節上獲了很多的獎，它在美國和加拿大電影節都獲獎了，而且就是在獲獎之後有了一個向上的發展曲線。
史蒂芬·戴德利：我非常讚同丹尼的說法，在電影節上可以通過電影節檔案回顧老電影，一些非常精彩的電影，而且我自己也參加過一些東方的電影節還有東歐的電影節，這些電影節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們自由坦誠地進行溝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