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了，我要說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兩力相通，得其均衡之結果。在人人向裏用力的中國，無論如何產生不出來這結果的。請讀者理會理會看。
八
上次我說：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兩力相遇，得其均衡的結果；在人人向裏用力的中國，無論如何產生不出這結果的。現在接續講這意思。
關於近代西洋人向外用力這一層，要請參看廿年前鄙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那本書內，我指出這是西洋近代文明所由產生的總根源。並請大家注意理會兩點：
一、要注意這是從頭起就先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我”，而自為肯定；如從昏瞢模糊中開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謂“人類的覺醒”其根本就在這一點（蔣百裏先生譯有《近世我之自覺史》一書可參看）。
二、要注意由此一切從我出發，為我向前要求去，所有眼前麵的人和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敵對、征服之對象。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皆分隔對立起來；渾然的宇宙，打成兩截。
此向前要求向外用力的人生，則是中世紀宗教禁欲清修之反動，而為古希臘人於現世求滿足的態度之重新認取。把一副朝著天的麵孔，又回轉向這地上來。
關於西洋近代的民主，產於向外用力的人生；而富於自反精神向裏用力的中國恰無從產生這個之理，則十二年前舊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迭言之：
“倫理關係罩住了中國人，大有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之概。故如何將此各種關係處得好乃為其第一問題。”“倫理關係之弄得好，本在雙方各盡其道。然此各盡其道，隻許第三人言之。當事之雙方則隻許先問自己盡其道否。此先問自己，為永遠無盡之先。故由此大家公認隻許責己不許責人。”“倫理關係期於合而不期於離。有時合之不能，離之不可，則相忍為國，以無辦法為辦法。事實上其真出於離，或真能行合之道者既不多，則歸於兩相忍隱耐受者，其在十之八九。故由此養成國民的妥協性及麻痹性。”“試問以如此態度，在上之威權，其何由推翻？誰都知道近代的民主是由西洋人對於在上者之壓迫起而抗爭以得之者，所謂平等自由，實出於各自爭求其個人本性權利而不肯放鬆以成之均勢，及互為不侵犯之承認。然而從數千年倫理生活所訓練的中國人，你怎能想像他亦有一天開發出這些東西來呢？”“然而德謨克拉西之不得出現於中國，尚有更有力之原因，即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是（指缺乏階級）。”……“此萬國所無之國家製度，已臻妙境，尋不出複有何人必要來推翻他。但有效用之斷續，而無根本之變革。——但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其不能有革命是鐵的；其不能有德謨克拉西之產生是鐵的。中國人雖自古有比任何國民更多之自由，而直至於今，人權仍樹不起保障，亦不能比任何國民。這古怪矛盾似乎不可解的現象，於此可得其解，其自由非自由也，人人以向外用力為戒，而收回之，大家各得寬放舒散耳。人權保障必須有不可犯之強力，即人人向外要求以形成之氣勢，此則於中國曆史上永不能望見其開啟之機者也。”“其社會殆已構成一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局。士農工商以及天子每個人心思力氣還用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會秩序人生幸福皆於此得之，故數千年相沿而不改。如或亂作而生民苦，則以為有失於是道，務求所以循歸之，蓋無有異議者。”以上已可見大意，下次再續錄。
九
上次引錄舊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的話，來證明西洋近代的民主，產自其向外用力的人生。茲再續錄兩段如次：
“中國人和西洋人，在人生上是迥然不同的兩樣態度，兩副神情；——這是我們先曾一再說過了的。態度神情之間，其幾甚微；而天下大事正須於此取決。如我所說，不同之文化實源於不同之人生態度。西洋近代政治製度之辟造，雖有種種條件緣會之湊合，然語其根本，則在其新人生態度；——這亦是我們先曾一再說過了的。試看英國憲政是如何一步一步始得確立；法國革命是如何一次再次始得成功；以及其他各國革命史，就曉參政權是怎樣爭討而得，個人自由是怎樣反抗而得。若不是歐洲人力量往外用，遇著障礙就打倒的精神，這‘民治’二字，直無法出現於人間。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開辟，尤其要這個精神才得維持運用。我們不是說過歐洲製度的妙處，使你為善有餘，為惡不足，不待人而後治麼？但他這種妙處，必要有一個條件才能實現，就是各人都向前要求他個人的權利，而不甘退讓，如其不然，必致良善者受害，而惡人橫行；善人為善不足，而惡人作惡有餘；雖有聖人，不能為治。因為這製度裏麵，即以這製度本身（憲法及其他）為最高，更無超乎其上的來維持運用他；其賴以維持而運用者，即在此製度下的大家眾人；又非要待大家的熱心好義來維持，隻是由大家各自愛護其自由，關心其切身利害而維持而運行。如果不是大家自與其本身有關的公共利害問題而參加，則大權立即為少數人所竊取；如果不是大家自愛其自由，而抱一種有犯我者便與之抗的態度，則許多法律條文，俱空無效用；這是一定的。態度神情實為生活習慣的核心；而法律製度，不過是習慣的又進一步，更外一層。自其人之態度神情以迄其社會之習慣法律製度，原是一脈一套，不可分析。法律製度所以為活法律製度而有靈，全在有其相應之態度習慣；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其勢力偉大關係重要固遠在形著條文者之上。但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則徒襲有西洋製度之外形，而社會眾人之根本態度猶乎夙昔之故，相應習慣更說不上。所以當共和成立以後，十多年擾攘不寧，一般人說這都是大家太愛爭權奪利的緣故。我則喜說這正為大家都太不愛爭權奪利的緣故。此話看似有意翻案，而其實在當時正是一點真的覺悟。”“歐洲人以其各自都往外用力，向前爭求的緣故，所以在他製度裏麵，到處都是一種彼此牽掣，彼此抵抗，互為監督，互為製裁，相防相範，而都不使過的用意；人與人之間，國家機關與機關之間，人民與國家機關之間，都是如此。這在他，名為‘箝製與均衡的原理’（principleofchecksandbalance）。所謂政治上三權分立，就是這個意思；其他之例，在政治製度上，在一般法律上，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