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痛論中國人有私德而無公德，是相當對的。公德是什麼？公德就是團體生活中所需要的良好習慣。缺乏團體生活的中國人，當然難以此責他。
反之，西洋人生活重心靠團體，特別在鬥爭時，與團體相依為命。公私打成一片，為公即是為私，為私必先為公。其公德的養成是自然的了。
但急公好義者，在中國並不缺乏。急公好義是在公私沒有打成一片之時，犧牲自己以為公，其性質與公德各為一事，公德是團體生活中一般人所具良好習慣。而急公好義則是一個人的豪情俠舉。——這正是散漫的社會中所需要的，亦是常常見的，並且極為社會所獎勵的。
我說一個笑話，——不是笑話，是一個例證。唱京戲，《狀元譜》[中]，“打侄上墳”陳伯愚唱的幾句，你記得嗎？他唱“為兒女我亦曾朝山拜廟，為兒女我亦曾補路修橋”。補路修橋，論到今天應當是建設廳的事，公路局的事，為什麼那時當一件好事（善舉）來作呢？就為沒有團體機關（國家行政或地方自治體）來管，隻好獎勵個人作好事了。
我就便再說兩個例證。你留心中國人吃飯與西洋人吃飯不同嗎？中國人是三盤兩碗擺在中間，五六個人或七八個人圍攏來吃。西洋人是每一個人各有一份菜。西洋人這種吃法，就有幾十人幾百人，仍舊可以團聚在一起。中國便不行了，八個人用方桌，十個人用圓桌，再多非分開不可。這就為中國人吃的是家庭飯，而西洋人吃的是團體飯。你不要以為說笑話。習慣傳留下來，非是偶然，必有其所自。
再則，講到住房子亦有同樣的情形。中國人住房子，常有一堂屋。堂屋正中上麵供祖先神位，亦可以坐客。亦或為一家吃飯的地方。這是全部住房的中心。西洋房子，即沒有這個中心。但他另有一個大中心，那就是一村一市的教堂。所以西洋人住房子，亦表見其為團體的。而中國人則散開為各家的。
這兩事都很重要，而在前忘記說出，於此就便補充之。歸總來說，團體生活是西洋人早有的，他們政治上民主之建立，便要昌明民主理論而向團體總機關爭求之，一步一步建立。中國人不同。中國人在意識上，早符合於民主；要補充建立民主政治，卻須練習組織團體，養成團體生活的習慣，使其意識上的民主得以步步實現。
西洋人是從身體到心理的；中國人卻要從心理到身體。
五
缺
（缺第五節。——編者注）
六
我今接續昨天講“不像國家的國家”在於沒有構成兩麵。我前曾舉二三個自西漢以來有名故事，以證中國之缺乏政治，乃至不要政治。我並曾聲請讀者莫誤會是黃老哲學思想的結果。須知事實都從事實來，不能從心所欲的。我現在可以指出這事實了。使我們數千年落於消極不擾為治的，是兩大事實：
一是自秦並天下以後，非複列國紛爭之局，二千年來大體上說總缺乏國際競爭。——外圍環境如此。
二是有一個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郡縣替代封建後為尤然）。——內部構造如此。
何謂有一個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要知道，中國的皇帝是當真的“孤家寡人”，與歐洲封建社會大小領主共成一階級，以與農民相對的形勢大不同。除了極少數皇親貴戚以外，沒有與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權在官吏不在貴族，又失所以扶同擁護之具。官吏雖得有政權，是暫而非常，隨時可以罷官歸田。而他生長民間，所與往還因依之親戚族眾鄰裏鄉黨朋友一切之人，又皆士農工商之四民。其心理觀念實際利害，自與他們站在一邊。於是皇帝乃一個人高高在上，以臨於天下萬眾，這實在危險之極！所以他的命運亦要他自己兢兢業業好生維持。此時他不能與天下人為敵，隻能與天下人為友；得人心則昌，失人心則亡。
俗語說的“一人在上，萬人在下”。是一人，就不是階級，是一人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不敢用力量。所以要消極不擾，免得惹出禍來。雖然孟子嚐倡導行仁政，而經驗所示，大家都頗知道還是不必有政治的好，所以“政簡刑清”為理想。從前縣衙門有一副對聯，榜在門外：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正或商，無事休進此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