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人類最大禍害即從人類而來，複歸於人類本身。人人相對如狼的諺語，尚不足以形容。由於我們的無限愚昧，加以不幸的自然遭遇，還不夠；我們又對於自身不斷地創造苦難。要是理性對於這種禍害，還有救藥的話，那末中國民族將首先是其良好規範了。［12］福祿特爾嚐以歐人之往中國傳教為妄舉，而來氏則極力主張中西文化之交流，並寄其希望於俄國，謂其介於中國與歐洲之間也。來氏學問淵博無所不通，尤長於數學、物理、邏輯；因於中國易卦及邵康節之學，發生濃厚興趣，以為彼此暗合。吳爾夫（Wolff）之學上承來勃尼茲，下再傳於康德。中國思想遍布於德國大學知識界，乃至廣播於歐洲，得力於吳氏至大。初講學於哈爾大學，以提倡理性哲學，曾受虔誠於宗教之同事們的排擠；卒以一次講演《中國實踐哲學》有讚揚儒教菲薄基督教之嫌，為政府嚴令逐出大學及普魯士國境。此一絕大學潮，更為吳氏引致同情而得發舒之機會，旋即被聘於馬堡大學。及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即位，素來傾服吳氏，特聘其回哈爾大學，並任宮廷顧問。其所著《中國實踐哲學》，分別儒教基督教原理不同；然謂理性與信仰應相調和，儒教與基督教正是相反相成。由於他提出理性而高揚之，卒產生德國觀念論的哲學；觀念論實即理性論。
德國所受中國影響，更有其見於政治方麵者，即開明專製主義之政治改良。說者謂十八世紀的歐洲，或則為君主政治的腐敗，如法國其代表；或則為貴族政治的弊害，如德國其代表。此時均非有一種變動，以為救濟不可。中國思想及其開明專製的政治，適於此時傳到歐洲，予以新刺激。然在德國因為來勃尼茲吳爾夫等以影響腓特烈大帝（他算是儒家間接信徒），運用政治手腕消除貴族弊害，遂得完成政治改良。在法國卻因受病太深，和民族性的不同，卒不得不走向流血革命一途。前者所認識的中國文化較為現實，用以行建設；後者所認識的中國文化較為理想，用以行破壞。兩種結果不同，而未嚐非出自一種因素雲。
四、結語——以上所陳，均取材於最近朱謙之先生所發表《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巨著。原著搜集豐富，非一日之功，而似取材日本學者後藤末雄、五來欣造之著書為多。當初歐人之感受中國影響，既多由輾轉傳說及翻譯；而我們現在理會其所受影響，又根據其人著述或史家所傳或異邦研究，重複翻譯過來，一往一返，展轉失真之處，自必不少。但除他們感受時不免將中國理想化一點外，其精神氣脈交感相通之所在，依然可睹。藉著此曆史旁證，使我們覺得中國精神在哪裏，益加明白了。
十一.文化史上一種解說
中國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長於溫帶而非生長於熱帶的民族。中國文化不起於肥饒的揚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於比較貧瘠的黃河平原。原始的中國人，無論是由西方侵入或由土著部落開化而來，總之有史之初他們所處自然環境，是比較清苦的。這裏沒有像尼羅河流域那樣定期泛濫，亦沒有像恒河平原那樣豐富的產物。黃河在古代大約已經不斷地給予兩岸居民，以洪水的災害。西北方的山脈高度，擋不住沙漠吹來的冷風。人類在洪水期間就隻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裏去，和毒蛇猛獸爭山林之利。黃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較困難，智識變換的機會較少。人們需要終日胼手胝足，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因此沒有餘暇以騁身外之思。像埃及和印度那樣宏大的宗教組織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發生想像豐富的神話文學，不能產生於中國。中國原始的宗教，大抵是於人事有關的神祇崇拜及巫術之類。這樣，使中國老早就養成一種重實際而輕幻想的民族。中國民族老早已經接受了現代世界“人”的觀念。中國民族是第一個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國人的思想眼光，從未超過現實的地上生活，而夢想什麼未來的天國。
唐虞夏商的史實，未易詳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知道的，就是當時並沒有與政權並峙的教權。如埃及式的僧侶，猶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羅門，在中國史上還未發現有與之相等的宗教權力階級。中國古代的君主都是君而兼師的，他以政治領袖而兼理教務，其心思當然偏重在人事。中國宗教始終不能發展到唯一絕對的大神觀念，當然亦是教權不能淩駕政權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統一天國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統一帝國已經先建設起來；因此宗教的統治便永遠不能再出現了。
商民族或許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的觀念，自淮水流域的商人帶來，加入中國文化係統。然而商民族與其先進的夏民族的關係，正和亞述人與古巴比倫人的關係相似，武力征服之後，文化上建設能力卻不充分，免不得沿襲被征服民族文化遺產。因此上帝觀念的輸入，不過使舊有宗教之上增加一個較大的神，而未能消滅或統治了原有的多神。並且受了原始中國人實際思想的同化，所謂上帝已與天地之“天”的觀念合而為一。因為中國文化的特質是近於唯物的，其所崇奉的每一神隻就代表一件有利於民生的實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於是乃成了自然界一個最大物質的代表。後來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遺裔——想替中國增設一個以上帝崇拜為中心的宗教，終歸沒有成功，似乎那時間已經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