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在躬，誌氣如神。”“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人類的問題，不外天災與人禍二者；而人禍更凶過天災，如今日世界戰爭是其實例。“天下皆寧”（即天下太平），是儒者所抱誌願；照我替他說明，就是要使人間無人禍而已。人禍如何得解除呢？應先看人禍由何起。很多[人]說是由自私起的，並認自私為人性之本然。這完全是不明事實真象，誤解人性；此處姑不深辨。我且提出一個問題來：一個明白人是否亦一定自私呢？亦許會有人承認，明白人不自私的。然則病在不明白而已。我再問：一個自私的人若極其明白，是否仍非損人就無從利己呢？似乎許多社會科學所昭示吾人者（利人即是利己，人己兩利乃為真利），不如此罷！然則病亦在不明白而已。再試想：人雖自私，卻絕對不殘暴，是否禍害可以減輕呢？諒必行人亦將承認這樣禍害是不烈的。然則不怕自私，而最怕強暴凶殘了。總起來說，人禍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實在是愚蔽與強暴兩大問題；若離開它們，自私亦不足為禍。讓一步言之，人類進到今世，心計日工，亦許自私之為禍烈；卻在古代的人，知解不足，衝動極強，當以愚蔽與強暴之為禍烈。古時儒家徹見及此，乃苦心孤詣努力一偉大的禮樂運動。不隻宗教化為禮，直將人生公私生活，上自政治、法律、軍事、外交，下至養生送死之一切，尤小禮樂化之。將這些生活行事裏麵愚蔽的成分，強暴的氣息，陰為化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蓋要人常不失於清明安和，日遠於愚蔽與強暴而不自知。理性之開啟，從這裏收功最大。
十.文化史上一旁證
所有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從歐洲近世文化史上，得一旁證。就是：十八世紀歐洲文化界崇尚理性的新潮流，實感受中國的影響而來；而中國儒家含藏之反宗教之精神，亦即於此揭出。茲陳其要略如次：
一、所謂“理性時代”。——自十三世紀以至十七世紀之間，是歐洲所謂“文藝複興時代”；而十八世紀則有“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之稱。康德Kant曾為下定義雲：啟蒙就是有自主獨立之精神狀態，征見於個人有勇氣以自由使用其理性。此時反宗教之思想特著，殆將以理性的權威替代上帝的權威，辟出哲學的文化，推翻中世紀宗教的文化。當時的思想家皆泛稱哲學家，不必專治哲學而實無所不談；因亦有“哲學時代”之稱。文藝複興時代，當然以希臘文化為其思想之主潮；理性時代則以中國文化為其主潮。理性時代之歐人（尤其法國德國）狂熱於中國文化，正不異於文藝複興時代彼等之狂熱於希臘古學也。
二、中國思想入歐洲。——中國之物質文明輸入歐洲頗早；中國思想入歐，當以十七十八兩世紀為主，其間（1645-1742年）天主教徒之爭論中國禮儀問題，蓋尤其良好機會也。所謂中國禮儀，指中國社會所通行之祭祖祀孔敬天之禮。天主教之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等，來中國傳教，初時對此取寬容妥協態度。以為祭祖不過人子孝思之誠；祀孔則敬其為人師表；不足為異端之信仰。至若敬天，則正與彼教信奉萬有真宰之義相合。後來其他派教士反對之，認為祭祖祀孔實即異端之偶像崇拜，敬天則不過蒼蒼之天，而非造化天地萬物之主；這一切都應當嚴行禁止。由是引起爭論，前後延至百年之久，促動歐洲知識階級無論是宗教家非宗教家，群集其注意中國文化之研究。而耶穌會教士及其他教士之來中國者，誦習中國書典，接觸中國政治，所得亦廣亦深，著述出版至為豐富，遂使中國思想傳播歐土。更得彼土很多大思想家踴躍為之闡揚，所發生之影響乃至大。［5］
三、所發生之影響。——耶穌教士之介紹中國思想，原意在附會其自己教義；無如中國思想實非宗教的，而其理性之充沛反而給歐洲思想界一大刺激，開導了反宗教潮流，從而形成了十八世紀的理性時代，則非當初所及預料矣。如賴赫淮恩（ReichWein）在其《中國與歐洲》一書所說：
耶穌教士把中國經書翻譯出來，勸告世人不隻誦讀，還要實行。他們不知其中的原理，剛好推翻他們自己的教義。尤其是他們不獨介紹了中國哲學，更且將中國實際的政情，亦盡量報告出來；因此歐洲人便對中國文化逐漸了解，而中國政治亦成為當時動蕩歐洲政局之一理想模型。［6］曆史之具體表現，法德兩國所受影響甚巨，英國則較差。惟法德兩國之表見，亦頗不同。大抵法國偏於以唯物論、無神論、自然主義來接受中國思想，百科全書派為其代表，而影響於政治則法國大革命。德國偏於以泛神論，自然神教來接受中國思想，來勃尼茲及吳爾夫等為其代表，卒產生於歐洲哲學正宗之康德黑格爾一派觀念論。同時其影響於政治者，則為腓特烈大帝之開明專製。以下分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