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缺乏宗教
像宗教一類的迷信及各種宗教行為，在中國人不是沒有的；既散見於民間，還著見於往日的朝廷。且自佛教傳入後，引起模仿而形成了中國獨有之道教。其他各大宗教，世界上別處有的，漸漸中國亦有。但中國缺乏宗教，差不多為學者公認的。這話怎講呢？這約可分三層來指證其意義。
第一，中國文化的發展不是托於宗教庇蔭而來的。——說“中國文化”，是指現在所流傳者，為中國民族最近以前所受用者而說。其發展開朗在距今二千餘年前；前後曆史大約三千年光景。再往前去，或則言之難詳，或則於後世生活無大關係，僅在文化史上占有分量，而在文化上卻無足計。我們就這一段來看，其不是托於宗教庇蔭而發展來的，史實甚明白。至於以前的一千餘年乃至遠古，亦許與世界各地文化同樣得力於宗教，則是想當然的事，不在否認之列。
第二，中國沒有足以和全部文化相稱相配的宗教。——中國文化之全部若經濟、若政治、若學術思想，距今二千年前已進於高明廣大之域，但卻沒有一個在信仰思想上成係統在社會生活上建立製度組織的偉大宗教，與之相配合，至多不過在某一期間文化上，有某一宗教頗為興盛而已。
第三，中國文化不依宗教做中心。——前說非有較高的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中國獨不然。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迭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此中心在別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裏卻誰都知道是孔子以來的教化。
六.儒家非宗教
自孔子以來之儒家，是一學派，非一宗教，然其在社會上之勢力卻等於一大宗教。故英國羅素B.Russell嚐以此為中國文化最大特色之一。［2］至於後世崇奉太過，不免有跡近宗教者，其去孔子時固已兩千年之遙矣。美國桑戴克LyumThorrdike著《世界文化史》，［3］以外國人論中國事，見解卻甚明利。他說：
孔子絕不自稱為神所使，或得神啟示。而且相反地，“子不語怪、力、亂、神”。故孔子沒後，弟子亦未奉之為神也。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覺，但“學而不厭”，“過則勿憚改”。孔子絕無避世之意，而周遊列國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這對於宗教出世說，他為世俗的。）孔子之言，貫注人身有如光透過玻璃，使人立地省悟者。此因其恰合人生之故，絕非以感情引人，或以宗教神秘動人，或以損己利人者示人。（宗教家恒犧牲一己以救世。）孔子標“恕”字為格言，釋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對於以德報怨，則曰“何以報德”？對於“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以為宜者，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是淺近平易，曲盡人情的理性，顯然與宗教家感情激越陳義太高者不同。）此外他又引錄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幾則話，惜欠說明。要知世間最動搖人感情的事，莫過所親愛者之死，或自己的死亡。而在這裏，恰又為人類知識所不及。一麵人們最易於此接受宗教，一麵宗教最易於此建立。所以宗教總脫不開生死鬼神這一套。孔子偏偏全副精神用在現有世界（現有世界就是我們知識中的世界），而不談這一套。此為儒家非宗教的大證據。隨著生死鬼神這一套而來的，是其罪福觀念。罪福為超絕知識之另一世界所主宰，並且罪福之大者猶不在現世。於是祈禱禳祓及修道，乃為必不可少的宗教行為。而孔子對人之請禱，則曰，“丘之禱也久矣”。對人媚奧媚灶之問，則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試問：這如何算得宗教？
然孔子之積極麵目尚待點明。
七.儒家獨具之精神
儒家獨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麼事該作，什麼事不該作，從理性上原自明白。萬一不明白，試想一想看，終可明白。因此孔子沒有獨斷的標準給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喪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絕不直斥其非，和婉地問他“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他答曰“安”。便說“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說明理由，仍讓他自己判斷。又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亦隻婉歎地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指出彼此觀點，不作斷案。儒家極重禮，卻可如此隨意拿來討論改作。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禮，而往往因末節一點出入引起凶爭慘禍；其固執不通，可駭亦複可笑。此無他，宗教上固是奉行神的教誡，不出於人的製作，其標準為外在的，呆定的，絕對的；而儒家之禮則是人行其自己應行之事，斟酌於人情之所宜，標準不在外而在內，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動的。孔子未嚐排斥或批評宗教（這是在當時不免為愚笨之舉的），但他實在是宗教最有力的對頭敵人，因他專從啟發人類理性上作工夫。中國經書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經典中，具有誰莫與比的開明氣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話。或者為原來就不多，或因為孔子的刪訂。這樣就使得中國人頭腦少許多障蔽。到了《論語》，則當時之務為理性的啟發，完全可見。他總是指點人回頭看自己，指點人去理會事情而在自家身上用力，喚起人的自省與自求。恰恰與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棄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此在人類心理的發育開展上，明明有高下之分。既進於開明之後，要再退下來甚難。宗教在中國於是再無可能。這好比太陽底下不用燈；——其後中國雖禮崩樂亡，而總不翻回去請出一個宗教來。有燈亦不亮；——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絕於社會間，而總起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