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於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裏的關鍵並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麵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幹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製”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後，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於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
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於周邊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鬆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於還是不利於發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於發展什麼“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統變成空談了。
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首先肇始於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然後，國家才能把社會剩餘有組織地投資於長期發展方麵，如此才有合格的國家財政，在此基礎上方有國家發行貨幣之主權，而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及其勝利，更是實實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緣政治的新格局，這種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之密切結合，靠的是無數革命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鬥，如此才談得上今天的“偉大複興”，而至於是否采用資本主義這副靈丹妙藥來謀發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於社會組織強大均衡、是否有利於國家能力持續增長，是否有利於保衛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術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實際上，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國的複興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這個真理、這個道路就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已經為曆史所證實。
研究中國曆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係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在嚴肅的曆史問題麵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並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幾年來，就這樣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逐漸積累了一點筆記、一係列的問題，不過時間一長，反而倒是更沒有把這些學習體會寫出來的勇氣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自然也就隨時光流失，逐漸淡忘了。
真正的寫作機緣來自赴美前學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蔣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個學術講座，由於參加講座者都來自基層，以從事財政和稅務工作的同誌為主，既是學校的任務，於我自然是一個很艱巨的工作，這就迫使我不能不緊急準備一個初步的講稿，這樣幾天下來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由於對當地的圖書館沒有信心，所以還帶了不少參考書到山西。我本是個過於認真又不堪大任的人，這次麵對的又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