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基層幹部的大課堂，講座結束後，竟然病倒在那裏，反倒是給山西的同誌（特別是曾被授予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稱號的李晉芳同誌）添了不少麻煩。
但是，期間參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以及抗戰最艱苦時期建立的八路軍總部（雖曰“總部”，實際上不過農舍三小間而已）的經曆，對我觸動非常之大，應該感謝這次較長期地麵對基層的機遇，它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我們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義，我們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撓，絕大多數在基層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勞儉樸，中國曆史的展開是如此的篳路藍縷、波瀾壯闊，中國改革和中國革命的大業，確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老百姓苦苦支撐起來的，這真是“作始也簡，其成也巨”！
太行山裏本來也沒有什麼書可讀，躺在賓館養病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講座前許多沒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益的一個機緣，在這樣一個機緣之後，我領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會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曆史上的改革與革命。
革命並非近代中國衰落的原因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後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而對於“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於中國在製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後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勢（以馬科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的文明，資本主義則是自1500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發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係。這兩種有深刻曆史傳統的組織形式，在500年曆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500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需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代複興的種子。隻有了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曆史性、複雜性，同時又了解資本主義製度產生的曆史性和複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於抽象的“製度”和“體製”而簡單地打發掉，我們才能對於上述重大曆史課題作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於“專製製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於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曆史和現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對其淺陋機械，前人已多有譏評。如錢穆就曾說：“談者又疑中國政製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之表達亦各有其方式及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之民選代議士製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曆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製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製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製度，為維持政府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製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