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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來誰著史
韓毓海
2010年4月9日星期五整理於船舶處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從金融與曆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同時，作者還探討了：為什麼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為什麼說明清亡於“貨幣戰爭” 為什麼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一係列大問題，並藉此重估新中國的體製問題，其觀點和結論為當下中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作者韓毓海是北大新銳學者，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
清朝的藏富於民導致軍事衰弱
結語：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
經驗教訓：必須有財政貨幣自主權
農民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
沒有國家的組織就沒有市場資本
以勞動密集型方式麵對生態危機
天下胸懷與“中國道路”
緒言：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
500年來，中國為什麼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麼“體製幹預”過多，而恰恰由於體製的“無為”、體製的“無力”和低效率。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於“專製製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於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曆史和現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
中國最近500年興衰的關鍵
2008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學校與華爾街之間徒步不過20分鍾，教學之餘，正好就近觀察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金融大危機。那個時候寫了《反麵教材的價值》這篇文章，以英文發表之後，國內的幾家學術刊物也想刊出漢語稿。記得高超群教授為了索要這個文章，曾深夜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了紐約，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動。最後，這個文章很迅速地在《綠葉》、《世界博覽》雜誌刊出（這要感謝楊學軍先生和閻海東先生），隨之又被幾家報刊轉載，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餘，我也由此體會到當今的中國是如此夜以繼日、密切地注意著國際風雲的變幻的，而自己深以為幸的更是：作為一個貨幣金融領域裏的外行，一點有限的閱讀和觀察體會，遠隔千山萬水，竟也能夠對於國家和老百姓有些許輕微的意義。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曆史的變遷，致力於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曆史係科班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500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並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偉大複興。有人把這段曆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苟同。因為首先，究竟什麼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於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係的奠定（卡爾 馬克思）；一種著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於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科斯韋伯）；第三種則側重於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羅代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麼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解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曆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曆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於“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於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儲體製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於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隻不過是在不同曆史時期充當了“幫手”的角色而已。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於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於通過債務關係攫取最大利潤，至於是否采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於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