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王安石，隻能長歎一句：“社會不好混。”
為官，王安石直做到宰相，封荊國公；為人，後世推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本來做人做成這樣，夫複何求？可這些，都不是半山想要的。他一輩子苦心孤詣經營的富國強兵之路，慘淡收場；他本意“摧抑兼並，均濟貧乏”的改革，卻使官吏變本加厲，貧民深陷水火；他為推行新法提拔重用後進，卻使朝堂奸佞當道；他為“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新法，之後卻成為蔡京六賊迫害名臣、斂財害民的工具。
王安石死後，在南宋遭徹底否定，一本《拗相公》將其視作妖魔鬼怪，將其說得豬狗不如，其名譽直到清代才被翻案。
理想成為一場諷刺，好心確實成了驢肝肺，人生之悲哀，莫過於此。
北宋至神宗朝已是內憂外患——官僚機構臃腫，冗官多如螞蟻，範仲淹搗騰失敗的“慶曆新政”就是為了淘汰冗官；軍隊雖數量龐大，卻是一大包草，與遼國、西夏的戰爭接連慘敗。官僚機構臃腫，軍費開支龐大，加上每年給遼國、西夏的歲幣，國庫連年虧空巨大。
宋神宗二十歲登基，在今日也就是讀大一的年齡。大旱、水災、地震、日食，江山危如累卵，那把眾人覬覦的龍椅就像口燒紅的鐵鍋，把少年神宗燙得坐立不安。力圖“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神宗找宰相富弼商量，富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這樣兜頭的一盆冷水，少年天子的鬱悶可想而知。神宗不再從元老重臣身上尋找希望，而是想到了給他祖父仁宗皇帝上萬言書的王安石，“由是想見其人”。
更聲起，夜未央，宮燈下。
王安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少年天子熱血沸騰。
神宗幾月內將王安石連升幾級，在朝老臣不服，三朝元老韓琦辭相。
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公元1069年，神宗力排眾議，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和陳升之一起議行新法，自此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變法，史稱“熙寧變法”。
“製置三司條例司”設立，王安石舉薦呂惠卿、章惇、曾布、呂嘉問、沈括等新人入“條例司”，神宗照單全收。變法派初成，新舊兩黨開始相互攻擊。
在“條例司”任職的蘇軾從內部發難攻擊新法，被調出；翰林學士範鎮三書言青苗，被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反對青苗法辭相，被貶出京，“判亳州”；文彥博言市易法與百姓爭利，“出彥博守魏”……次年王安石出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高潮，變法派大獲全勝。
宋朝言路開明，朝官膽肥，在朝堂上敢和皇帝軸，最壞的結果也就是貶謫出京，不會掉腦袋。守舊派以司馬光、韓琦為領袖，變法派以王安石、呂惠卿為旗手，兩派人等在朝堂上激烈爭辯，從政見不同發展到攻擊對方人品道德。神宗力挺新黨，雲：“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這裏神宗明顯是在幫王安石說話。政治本就是王八蛋，新舊黨不存在誰對誰錯，立場不同而已，但從雙方主將人品道德上評判，舊黨指責新黨品德有問題也不是空穴來風。我們可以把變法派骨幹挨個兒看看，除了領袖，其餘都是一幫什麼亂七八糟的人。
主帥——王安石，不邇聲色，為官廉潔，憂國憂民，罷相後兩袖清風；蘇軾被新黨攻訐，關進烏台獄險遭處死，王安石上書營救。其人品沒的挑，變法的動機也純正，沒有他，變法派就是烏合之眾。
副帥——呂惠卿，這就是個垃圾！司馬光雲：“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呂有才，王安石對他十分器重，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呂因王安石成為變法派二號人物，王安石罷相後還力薦呂任參知政事。呂領事後，為防止王安石複出，開始構陷恩人，凡對王安石詆毀者都被重用。做人無恥也就算了，可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王安石還朝後，呂將王安石給他的私信呈給神宗，裏麵有“無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一句，屬於欺君。神宗雖未罪責，但對王安石的信任開始動搖。史書評價此魍魎：“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就這樣一隻雌雄同體的軟體生物，網上居然很多誇讚它的帖子，這世界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