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女周和慶，我很遺憾。我們帶了她到小學一年級，後來就“文化大革命”來了，小孩就離開了我們到她媽媽那邊去，因為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受衝擊，小孩在我們那邊不方便。從此以後，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不受我們的影響，我們沒有方法指導她。
張允和的樂觀人生關
於張允和的生平和寫作，親戚們、朋友們經常有許多談論。一位親戚說：張允和的筆墨，別具風格。淺顯而活潑，家常而睿智，讀來順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閱讀下去，有如對麵閑聊，不知不覺忘掉自己是讀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讀者訴說心曲，讀者和作者融合一體、不分你我了。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不是人們所說的“最後的閨秀”。她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氣蓬勃，充滿現代意識。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淒涼的“落花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秋高氣爽應當精神煥發，為何“秋風秋雨愁煞人”？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
一位朋友說：張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閨秀，又是“五四”後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啟蒙，繼承傳統，追求現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慘被摧殘。無可奈何，以退為進，豈止是她一人？
政治運動像海嘯一樣滾滾卷來。張允和在20世紀50年代就不得不避亂家居，自稱家庭婦女。她研究昆曲，幫助俞平伯先生創辦北京昆曲研習社。她86歲學電腦，利用電腦編輯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後來出版集刊《浪花集》。她93歲去世那天的前夜，還同來客談笑風生。來客給她拍了最後一張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台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
張允和受到人們愛護，不是因為她的特異，而是因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個平凡典型。
曲終人不散，秋去春又來。
張允和呈獻俞平伯先生伉儷的賀壽詩：“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這就是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2008年8月22日時年103歲
四姐妹
與我們相比，大姐張元和與顧傳玠的情況就曲折一些。張元和在上海讀大學，人漂亮，讀書也好，是大學裏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張家地位，對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問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朋友。後來，張元和非常喜歡昆曲，擅唱擅演，而顧傳玠是當時最著名的昆曲演員。張元和因為喜歡昆曲和顧傳玠相識，顧傳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顧傳玠，因為當時演員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戰爭的時候才在上海結婚。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非常有錢的親戚，是上海一個銀行的董事長。這位大銀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棟七層樓的房子，最高一層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張允和結婚後就去上海拜訪老長輩，受到了他的熱情接待。我早年搞經濟學，在大學教書，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張元和與顧傳玠結婚後一起去看他，他不見，搞得張元和很尷尬。這個例子就說明，張元和結婚晚就是因為封建思想嚴重的年代看不到藝術家的價值，看不起演員。後來，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後到台灣去了。
三妹張兆和在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讀書，沈從文在那裏教書。沈從文追求張兆和，寫了很多情書給張兆和。張兆和一封也不看，還生氣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適那裏，說沈從文是我的老師，還寫這樣的信給我。胡適的思想跟張兆和不一樣，他說：沈從文沒有結婚，因為傾慕你，給你寫信，這不能算是錯誤。那是一個思想轉變的時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時存在。胡適甚至於講：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讓我去跟你的爸爸講結婚的事，我也願意。結果，張兆和氣得不得了，就走了……時間一長，兩個人就慢慢好起來，後來還結了婚。他們結婚以後也相處得很好。我們這一生，遇到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顛簸是很大的，能夠有這樣的婚姻已經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