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張允和認識之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因為我讀書跟她讀書不在一個學校，我工作時她還在讀書。但是從前放假的時間很長，暑假都在蘇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別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邊讀書。杭州地方比較小，又方便，風景又好，我們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適合談戀愛的。杭州後來也是破壞得厲害，原來廟的規模大得很，廟在古代就是旅館，《西廂記》中，相國夫人和家人住在廟裏，廟裏招待得特別好。廟是談戀愛的地方，廟是看戲的地方，廟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夠興旺，是跟社會結合起來的。
有一個趣味的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隻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什麼要隱瞞的話，她一下子就講出來了，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張允和學曆史，她研究曆史有條件，因為古文底子好。從小讀古書，《孟子》能從頭到尾背出來。她小時候古文比我讀得多。她常常跟我講讀書的情況，她的讀書時代比我晚一點，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師是鼓勵學生自己讀書，她讀了許多翻譯的外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可是另外一方麵，她又受昆曲、中國古代文學影響。音樂方麵，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她大學還沒有畢業時，我畢業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她對西洋音樂不像我這麼有興趣，我對中國音樂不像她那麼有興趣。結了婚，她聽中國音樂我去參加，我聽西洋音樂她去參加。
她的時代比我更自由開放，她是中國第一批進大學的女子。張允和從小就學風琴，那時候早期沒有鋼琴。我的姐姐喜歡圖畫，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術學院畢業的，她的圖畫很好。可是我沒有學圖畫，我學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學著好玩，學了再聽小提琴就懂得什麼是好壞。在日本，我跟一個老師學小提琴，老師要求我一天拉四個小時，我說：“不行，我是業餘玩的，我有我的專業，沒有多少時間。”我不想在音樂上花太長時間。
我和張允和談戀愛時，社會上已經提倡自由戀愛，特別是張允和的父親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當時戀愛不像現在，那時候和女朋友同出去，兩個人還要離開一段，不能勾肩搭背，還是比較拘束。一種社會風氣要改變，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的。
“舉杯齊眉”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