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四姐妹小時候學昆曲。當時昆曲是最高雅的娛樂，因為過年過節賭錢、喝酒，張武齡不喜歡這一套，覺得還不如讓小孩子學昆曲。小孩子開始覺得好玩，後來越來越喜歡昆曲，昆曲的文學引人入勝。昆曲是詩詞語言，寫得非常好，這對古文進步很有關係。張允和會唱、會演昆曲。後來俞平伯搞《紅樓夢》研究被批判，我們1956年從上海來北京，俞平伯建議我們成立北京昆曲研習社。愛好者在一起，在舊社會講起來是比較高尚的娛樂，增加生活的意義。起初俞平伯做社長，後來“文化大革命”不許搞了，“文革”結束後，俞平伯不肯做社長了，就推張允和做社長。昆曲研習社今天還存在，社長是張允和的學生歐陽啟明，她是歐陽中石的女兒。歐陽啟明很倒黴，中學畢業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不許進大學，她隻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她由朋友介紹到日本去讀了好幾年書，回來後在首都師範大學教書。我也算昆曲會的會員，我是不積極的，可是每一次開會我都到，張允和是積極參加研究工作、演出、編輯。我去陪她。
張家姐妹兄弟小時候在家裏辦一份家庭雜誌叫做《水》，親戚朋友自己看著玩的。這個雜誌後來停了，隔了許多年，到了我老伴80多歲的時候想複刊，也是家裏麵玩的。複刊了，葉稚珊就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她說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寫，大出版家範用就要看，一看覺得不得了，後來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張允和和張兆和編的，還沒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93歲去世，張兆和比她小一歲，第二年也是93歲去世了。我給書寫了後記。
“流水式”的戀愛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裏，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後來也到上海讀書。後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她們家跟我們家距離不是太遠，因為她們家跟學校是連起來的，一早我們就到她們家去玩了，所以她們家長一早就見過我，不是特意去拜訪。她們父母對我很好，她的父親當時應當說是很開通的，對兒女是主張戀愛自由。許多人用舊的方法到她們家說親，她的父親說：“婚姻讓他們自由決定，父母不管。”她的父親的思想在當時非常先進，這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辦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也是自由主義，請來的老師隻要教書好，政治背景不管。當時也不知道，共產黨在蘇州第一個機構就在他們學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們真正戀愛是在杭州，在蘇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開頭我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那麼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允和，我記不清內容了，大概是她們家托我姐姐帶什麼東西給她，我寫信大概是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們在一起應該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複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說是有意寫的，也可以說是無意寫的，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