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認識是在抗日戰爭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銀行界創辦的一個商業信息服務機構。上海銀行界推舉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銀行，各出一個組成理事會，管理所務。我代表江蘇銀行，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理事會以乃器為主任。每周幾次，理事們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時間商議工作。這樣，我就經常跟乃器見麵。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強，解決問題之快，使人驚異。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飯，從業務談到當時的國家大事，他跟我不僅業務見解相同，政治見解也相同，於是他和我成為說得來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嬰女士，是一位能說善道而見識非凡的女性，胡子嬰也成為我和內人張允和的說得來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進尺，越逼越緊。1935年，乃器成為主張積極抗日的救國會的中堅人物。他建議我參加救國會，加入他主持的小組。加入這個小組的還有蔡承新、彭石年、趙君邁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聚會，互通消息，商議做什麼救亡工作。這樣，我從乃器的業務同行，成為乃器的政治同道。
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政治形勢，緊鑼密鼓，瞬息萬變。1936年11月，突然間“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國會的工作變為主要是營救“七君子”。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當時我的家在蘇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蘇州。一天，胡子嬰在深夜忽然到蘇州敲我家的門。張允和見到胡子嬰半夜投宿，大吃一驚！兩人商議第二天如何探監之後，張允和安置胡子嬰在一間臥室住下。胡子嬰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臥室煙灰缸裏堆滿了煙頭，滿屋子盡是煙霧。
從此，胡子嬰成為經常到蘇州我家的客人。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女士和其他幾位的夫人也常來。她們帶了孩子們到蘇州，這不僅是為了使孩子們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為孩子們探監方便，衣服裏夾帶文件也不檢查。張允和成天忙於招待和安排探監事務。乃器的家屬和其他幾位的家屬都成了我家的親熱朋友。
“七君子”被捕之後，許多救國會的會員也相繼秘密被捕。救國會變成非法團體，隻能暗中秘密聯絡。1936年12月12日，忽然傳來西安事變消息，蔣介石被軟禁了。形勢緊張達到極點。當時我們最擔心的是，國內戰爭爆發，“七君子”可能被殺害。四處營救，走投無路！想不到風雲急轉，比預料的還快。12月25日在蔣介石同意抗日之後，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飛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的“七七事變”之後才得到釋放。
“七七事變”之後，我和許多救國會的朋友們轉移到重慶。乃器和我又在重慶見麵了。上海許多工廠緊急遷移到重慶，稱為遷川工廠。為了給遷川工廠服務，乃器成立了一個工業經濟研究所，他自己擔任所長，邀我擔任副所長。後來我轉任農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戰八年，人事多變，工作紛更。乃器一度離開重慶，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農本局之後，又到新華銀行。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我被新華銀行派往國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時候，我從英國倫敦回到香港，等待機會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見。乃器建議我參加當時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國會。乃器說，這個組織的基礎是救國會時期上海經濟界的星五聚餐會，以及後來在重慶擴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會，我原來是這個聚餐會的參加者。他又解釋說，曆史經驗說明，經濟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政治組織。
1945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報》租用一隻輪船，名叫盛京輪，專門運送留港人員回上海。我附驥乘船，在6月3日回到上海。這隻輪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鎖。下了輪船，看到許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沒有找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1955年，我從上海被調到北京，擔任文改會的工作。從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屬於不同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