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常培先生（1899-1958）是中國現代語言的開拓者之一，他在中國學術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大弟子們都是今天中國語言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對羅先生的著作和學說已經作了精要的介紹。我這裏略談幾點在他生前我同他接觸中有關語文的幾件小事，從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品德和大眾化思想，以紀念他的90歲生辰。
“二戰”以後，羅先生和我由不同的職業渠道去到美國。他起初在樸茂納大學，後來到耶魯大學講學。我在紐約銀行界工作。耶魯所在的新港跟紐約交通方便，我們不在一地而時常往來。
他來紐約，多次同當時住在紐約的老舍先生一同來到我家。他們二人是從小同學。老舍先生談笑風生、莊諧紛出；羅先生溫文儒雅、言必有中。有一次，羅先生和我一同去看老舍，途中他對我說：“我和老舍都是滿族，滿族在清朝自命不凡，到了‘民國’變成自慚形穢，許多人甚至忌諱說自己是滿族，這都是不正常的心理。我和老舍一向公開自認是滿族，實事求是，從不隱諱。出生於不同民族，這是上帝的安排，有什麼可以自尊或自卑的呢？美國不也是許多民族共同建設一個國家嗎，為什麼中國有人要諱言多民族呢？”諱言多民族、隱瞞自己是少數民族，在戰後中國的某些人中間還是一種時常流露出來的舊思想。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心理，是進行少數民族工作，特別是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必要準備。羅先生開風氣之先，在他指導下後來做出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非凡成績。
有一次，他和老舍來到我家。內人張允和問他們要吃點什麼。他們說：“要吃粥，好久沒有吃到粥了。”我是帶了家眷去的，他們都沒有帶家眷。我們一同吃粥。吃完粥，羅先生偶爾發現我的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他問這是什麼。我說，“閑來無事，以玩弄速記為消遣”。他問，“誰的設計”？我告訴他，“我想用同一種Gregg式的速記符號，記錄幾種不同的中國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實用，不過作為消遣而已”。這引起了他的回憶。他告訴我，他年輕時候從事速記，做過國會的速記員，速記引起他研究語言學的興趣，後來就走上了語言學專業的道路。
這樣，我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新的聊天題目。我告訴他：“還有一件事，我害怕貽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訴你。我有一個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點兒中文，隻要一點兒，不要多。為了教他一點兒中文，我編了一本微型講義《中文十課》。用簡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塊字。讀了五課以後，才開始學幾個方塊字。這也是閑暇無事的玩意兒。”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機打的以英文解釋中文的講義，補充一句：“這是洋塗鴉！”意想不到，羅先生說：“讓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講義還給我，在我錯誤的地方，詳細地用鉛筆作了改正，並對我說：“有一點意見：不標聲調，不好。”他的誠摯態度，給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這樣一位國際有名的語言學者，竟對我消遣的玩意兒毫無輕視之意，反而主動地給我幫助。這種“雅不輕俗”的平民作風，在當時的學術界是難能可貴的。從此，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讚成當時“拉丁化運動”反對標調的主張。從此，我對中文的拚音化問題，繼續作一些業餘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1949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書。1955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這大致是由於我對文字改革一向有些興趣。完全出於我的意料，會後我被留下作為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我對當時文改會的領導吳玉章同誌和胡愈之同誌說：“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適！”他們說：“這是新的工作，誰都是外行。”經濟學界的朋友們都反對我改行，隻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改行也好，文改比經濟安全。”這樣，我就留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