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2日，他在《世界日報·國語周刊》上發表《關於國音的幾個問題》。同年9月7日，他為北京青年會劇團講演《京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後來刊載在《東方雜誌》1935年第32卷第1號上。
1942年他出版《北京俗曲百種摘韻》，從文人學士瞧不起的“俗曲”中歸納出近代音韻的規律。在1950年的“再版自序”中，他說：“這本小冊子也許能在新曲藝的創作研究中發揮它的一個螺絲釘的功用。……在人民的新中國，大家都了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重要性，這本小冊子也許不至於像從前那樣被漠視了。”
1943年在《國文月刊》第20期上發表《我的中學國文教學經驗》。
1944年1月2日，他在昆明《中央日報·星期論文》中發表《國語運動的新方向》。
1952年，他在《中國語文》第2期上發表《從曆史上看中國文字改革的條件》。
1957年12月18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漢語拚音方案的曆史淵源》。同年略前，在《語文學習》9月號上發表《怎樣學習大眾的語文》。
這些例子說明，羅先生不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輕今”“古為今用”，跟許多保守的學者不同，他對某些人不屑一顧的現實問題，認真地進行了學術研究。
他不止一次對我說，在語言學術和語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錯誤的，“厚今薄古”也是錯誤的。中國當前語文工作的重點是，使各地隻能說不同的方言，進步到全國都能說共同語，使一盤散沙似的語言生活，進步到全國團結一致的語言生活。這就需要語言規範化，大力地和長期地進行普通話的普及教學，美國以英語統一全國人民的語言生活，這是大力地和長期地進行語言教學的收獲。如果美國也像中國一樣，在學校裏和開會的時候，讓人民隨便地各自說各自的方言土語，美國能成為一個科技和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嗎？
他的一些言論，我曾經簡要地記錄在日記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毀掉了。
每次“運動”之後，知識界發揮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誌，從危險較多的學科改到危險較少的學科，從現代問題的研究改到古代問題的研究，這符合我國的傳統學術思想：“知古才是學問，知今不算學問。”這種思想，不僅在語言學界流行，也在其他許多學術方麵流行。這跟“文明古國”要向“文明今國”發展的現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羅常培先生的“古不輕今”和“雅不輕俗”的學術思想，有特別重要的時代意義。
章乃器：膽識過人的銀行家
接到包頭市章翼軍來信：“叔叔、嬸嬸：久未問候，身體可健，念念！近悉有關單位擬出版先父章乃器專輯。我知道叔叔與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為人。我們迫切祈望叔叔能賜教，寫一篇紀念文章，為專輯增光。”
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來信，引起了我60年前的回想，往事如夢的回想。我於是寫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間，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類拔萃，所以當時有許多青年人欽佩他。他的言行與眾不同，所以當時有許多老一輩害怕他。他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經濟界引起議論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在認識他之前就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氣勢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戰前夜，許多青年人讀了，拍案稱奇，深受感染。我以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氣揚、難於接近的人。一見之下才知道他對人是低聲說話、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