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以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請教羅先生。我忽然成了羅先生的一個大同行,這也是羅先生所沒有想到的。我有羅先生這位老朋友可以請教,這是我的精神依靠。從前,我閱讀語言學書籍,是“換換閱讀的口味”,任意瀏覽,不求甚解。現在要改行,就得從頭學起。從頭學起的第一件事是認真學習羅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寫的《語音學常識》(起初用田恭筆名發表在《中國語文》雜誌上,後來改編出版為專書《普通語音學綱要》)。我多次對羅先生說:“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門弟子。”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結束後,緊接著舉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前者主要是行政性會議,後者是純學術性會議。召開規範問題會議是羅先生的主張,會議內容也是主要由他籌劃安排的。
事先,我幾次去拜望他,向他請教規範化的意義。他對我說:“規範化和拚音化有密切關係。語言不規範化,拚寫出來的拚音文字就無法定形。拚音文字的定形化,對語言規範化能反過來發生推進作用。”這是我記得的大意。
羅先生在《略論漢語規範化》文章(發表在《中國語文》1955年第10期)中,有更精辟的說明。他說:“如果要采用拚音文字,就必須有規範化的語言。拚音文字必須有拚寫的對象,如果對象不明確,拚音文字就很難在實際上應用。另一方麵,語言的規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拚音文字。由於漢字的特殊性質,字音是很容易讀錯的,構詞是異常自由甚至可說是漫無限製的。這種種缺點,采用拚音文字之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糾正。應該說,拚音文字和規範化的語言這兩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車有兩輪,鳥有雙翼。”
不采用拚音文字也必須實行語言規範化。他說:“56億漢族人民要參加國家生活,沒有統一的、規範化了的語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規範化的語言不可,而且語言使用的複雜和分歧還會直接影響工作和其他經濟部門的建設工作。”
羅先生和呂叔湘先生在規範化會議上共同發表的主題報告《現代漢語規範問題》中說:“作為使我們在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語言是什麼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高度發展的語言,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普及的、無論在它的書麵形式或是口頭形式上都有明確的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
那時候,對漢語規範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語文教師中間理解的人也不多。“漢語”上麵加上“現代”二字,有人聽了就搖頭,再加上“規範”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語的規範化和普及化,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語言發展跟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這一點在當時是許多人所無法理解的。羅先生的語文思想走在時代的前麵,因為他不僅是一個中國語言學者,還是一個世界語言學者。遺憾的是,由於我國社會發展遲緩,羅先生的語言思想在今天依舊沒有被一般社會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語文複古思潮中,“現代漢語規範化”這件事有些人認為是不必多談的小事了。
羅先生不僅有“雅不輕俗”的平民思想,還有“古不輕今”的現代化思想。“俗”是大眾化,“今”是現代化。這兩種思想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動力。
關於羅先生的“古不輕今”,這裏舉幾個例子:
1930年他發表《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分析明朝末年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文章”,整理出其中“羅馬字注音”的有係統的設計,既說明了明代的音韻體係,又啟發了羅馬字可以用來給漢字注音的認識。
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世界日報·國語周刊》上發表《國音字母以前的標音運動》。
1934年他出版《國音字母演進史》,1959年再版,改名《漢語拚音字母演進史》,扼要敘述從明末到民國300年間各種拚音方案的要點。這是第一本拚音方案史,對後來的拚音化運動有參考和啟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