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寫這篇悼念文章之前，我才知道，劉尊棋同誌在過去40多年中，受盡人間折磨，從勞改到勞改，從監獄到監獄，最後，感謝黨的偉大，冤案終於平反。長期而殘酷的折磨，使他身患重病，妻離子散，但是，沒有能摧毀他的意誌，沒有能破壞他的理想，沒有能使他喪失智慧，沒有能使他放棄追求。他真正當得起“百折不撓、堅苦卓絕”這八個字。在他最後的歲月中，終於遇到了一個寬鬆開放的時期，做成了幾件有利於人民的工作。這是他的幸運，也是國家的幸運。他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新聞記者，一位知識廣博的文化人，一位足智多謀的事業家，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中國的知識界將永遠為失去了這樣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而哀悼！
胡愈之引導一代青年
今年（1996）是胡愈之先生誕辰100周年。這100年間，中國曆史充滿著變亂和苦難。在20世紀的20年代，中國的青年們麵對國家危亡而心情憤激。可是，中國往何處去？青年們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萬分苦悶。愈老是引導當時青年們走出思想苦悶的一位影響極大的思想家。我是當時受到愈老啟發的青年之一。
一、高瞻遠矚
那時候，愈老在《東方雜誌》《世界知識》等刊物上發表一係列關於世界時事的評論文章，使當時的青年們知道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他高瞻遠矚，從世界看中國，不是從中國看中國，指出中國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青年們原來也知道一些世界情況，但是知識是零碎的，認識是模糊的，不能聯係實際看到大局的動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劑，喚醒了青年們，把他們的零碎知識聯係起來，成為觀察世界形勢的綜合理解。青年們從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腳點和奮鬥的道路。
30年代初期，我和同輩青年們讀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記》。這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可是它的影響之大，無與倫比。讀過這本小冊子的青年們都有觸電一般的感覺，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社會主義理想中，看到了具體的現實。當時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筆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這本小冊子在許多新思想讀物中獨放異彩，使一代青年產生強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緒。
二、“愛斯不難讀”
當時，許多青年自學“世界語”（Esperanto“愛斯不難讀”）。我也是熱心自學的一個。世界語原來是和平主義的語言技能。讀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記》才知道，它還是革命的武器。當時蘇聯提倡世界語，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語在莫斯科進行活動的。許多人自學世界語，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記》的影響。後來，蘇聯放棄了世界語，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仍舊提倡世界語。愈老認為，世界語作為一種國際輔助語，有多方麵的作用，不因為英語的流行而失去意義。
三、“手頭字”
1935年，上海文化界自動推行“手頭字”。發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葉籟士、愈老等200多人，而愈老是積極分子。緣起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當時有《論語》《太白》《世界知識》《譯文》等十多種刊物自動使用300個“手頭字”。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讚助。
愈老曾經提倡“寫別字”，有人批評他走極端。其實，“寫別字”對初學文字的人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初學文字的人實際是依靠“寫別字”才能寫信、寫條子的。“寫別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結果是產生“音節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這樣產生的，它使日文青出於藍。
20世紀20年代，山西和陝西某些錢莊，在總店和分店之間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書寫本地土話，成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難於看懂。這是“同音假借”的一種實際應用。80年代張畢雷先生設計一套“直音漢字”，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節漢字”，對統一“直音”用字和統一音譯外國人名地名有實際作用。
四、“大眾語”
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後，愈老等在30年代又提倡“大眾語”運動。“大眾語”運動，在消極方麵是反對當時的“文言複興”，在積極方麵是提高白話文的水平。當時有一批國粹主義者再次提倡“尊孔讀經”，這引起新文化運動者的反擊。同時，白話文本身出現了不健康現象，變成半文半白的“語錄體”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體口語化的要求，違背了文學革命的宗旨。什麼是“大眾語”呢？陳望道先生說，大眾語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書麵語。愈老說，大眾語是“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前者說明大眾語的正確形式，後者說明大眾語的正確內容。“大眾語”運動把“五四”白話文運動推向新高潮。
五、文字改革
1955年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愈老擔任副主任，領導具體工作。作為1955年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前奏，愈老開始大規模試行“漢字橫排”，便利在漢字中書寫阿拉伯數字和數學公式。在《光明日報》試行成功以後，第二年推廣到全國的報紙、雜誌、教科書和一般書籍。愈老在《光明日報》上寫社論說：“習慣是可以改變的。”這句話是多麼重要！“五四”以來提倡的漢字橫排，到此基本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