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公先生學識淵博，著作很多。他治學謹嚴，著作切於實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現代漢語》，就是一部極好的適合大學一年級用的教科書。語文界對他的理論結合實際的學風，欽佩之至。
誌公先生長期以來熱心文字改革，不僅觀點跟文改會的同道們共鳴，而且在許多工作中跟文改會的同道們協作進行。他最後擔任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的會長，就是他眾望所歸的證明。他幾次對我說，他被邀到國外講學，人家希望他多講一些語法學，可是他想盡辦法多講中國的文字改革。他的學術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後看的。他同意我們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觀點。這跟中國語文學界的傳統思想有許多不同之處。
誌公先生比我小幾歲，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漸漸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稱他張老。他笑笑、點點頭。我呢，年紀比他癡長幾歲，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開會，他總是笑著介紹說，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稱他為老兄。許多人信以為真，引起哄堂大笑！這是我們常在一起開會的趣事。
現在，我還是常常遇到問題就拿起電話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電話號碼的時候，我忽然記起了老兄已經登上了“八寶山”，而老弟還停留在“後拐棒”。真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們一輩的人屬於語法學上所說的過去時態了。可是中國語文和語文研究應當永遠屬於未來時態。
魏建功：台灣普及“國語”的開創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師輩。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學者和語文改革家。不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許多同輩也如此崇敬他，因為他是一位始終堅持“五四”精神的大學者。
1955年10月，我來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之後我被調來文改會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會的委員，從此我有機會常常向他請教。
我第一次拜見他的時候，我對他說，我一早就讀過他的文章和專著，我是他的一個未及門弟子；我對語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點語言文字知識主要是從他的書裏得來的，可是學得一知半解，實在慚愧。
他說：“不要客氣，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們彼此學習，不分師生。”他如此謙虛，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國文改會議之後，文改會立即進行漢字簡化工作。建功先生對傳統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見特別受人尊重。他對《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個簡化字都細細斟酌。他的負責精神，使人肅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廣普通話委員會的委員。在推普方麵我更要向他請教。關於推普，他最有發言權，因為他是“國語”運動的老前輩，又是台灣推廣“國語”的創辦人。誰的經驗也沒有他豐富。
他曾告訴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原來以日語為行政和教育語言，光複後不能繼續使用日語，台灣變成語言的空白區，推廣“國語”成為當時的首要工作。台灣人民學習“國語”非常努力，當局推行“國語”非常認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證。
當時我想，大陸人民不像台灣那樣急於需要共同語，大陸地方當局也不像台灣那樣重視共同語，我們麵對的推普困難，不是來自地區太大，而是來自慣性太強。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50年代的文改工作，以製訂漢語拚音方案為重點。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拚音方案委員會的委員。他對拚音方案的製訂工作極為重視。他不反對當時領導要我們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後，他積極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基欺希”用“哥科喝”來兼差，另一種是“基欺希”用“知蚩詩”來兼差。兩種意見難以調和，工作不能快速前進。我問建功先生，這怎麼辦？他說，他不偏向於哪一方，這件事不必著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種使雙方都能滿意的折中方案。後來，產生了“基欺希”用獨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華字典》的編輯工作，編輯原則在當時的字典中是最新穎的，一直由他親自指導。《新華字典》在拚音方案公布之後立即采用拚音字母注音，並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學術要求，這對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響。在多年中，《新華字典》這本印數巨大的小書，是唯一可以用來作為禮品贈送外國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對《漢語拚音方案》，《新華字典》幾乎被迫放棄拚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爭之下終於保持了使用拚音。
我和建功先生見麵，三句不離本行，總是談文改。他對文改有長期經驗，他的意見最為寶貴。他認為文改是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工作，需要積極進行。但是，文改極難，性急不得，隻有鍥而不舍才能有所進展。他的意見是多麼重要！
人們一早就對我說，建功先生在共產黨初建時候就參加過，他是革命曆史最久的語言學家。我沒有問過他這件事，我從他的言行中看到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