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紐約，楊剛女士同一位朋友來到我家。她介紹說，“這是劉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聞記者”。劉尊棋先生來到我家，他是“賓至如歸”，我是“一見如故”。
這時候，“二戰”結束不久，納粹主義的威脅解除了，美蘇矛盾急劇上升，中國的國內革命尖銳起來了。紐約生活表麵上紙醉金迷，好像忘記了外麵世界，但是知識分子都暗暗地憂心忡忡，中國知識分子如此，美國知識分子也如此。
劉尊棋先生第一次來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後，楊剛女士和我就向他請教許多國際局勢問題。他對當時的世界變化了如指掌，細細分析，娓娓道來，我們靜靜傾聽，把思慮伸展到世界和中國的明天。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那一晚的紐約還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成為一個“難忘之夜”。
二、香港重逢
後來，我去歐洲，跟他失去了聯係。在解放前夜，我從歐洲回到香港，出於意外地又遇到了劉尊棋先生。原來他是來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國的。他在香港辦一個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遠東公報》。這個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聞報道幾乎全是劉尊棋先生一個人所寫，把遠東和歐美所發生的時事，用簡單而明了的文筆，一針見血地說明原委，使讀者不僅知道了事實，還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正像在紐約他常來看我一樣，這時候我常去看他，因為晚間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間工作到深夜，不能離開他的小得可憐的辦公桌，難於出門看朋友。這時候，我見到他，也是開口就問世界和中國的局勢，幾乎沒有談過生活和家常。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個特點。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默對坐了幾分鍾之後，他忽然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他曾經被關在監牢裏，他的一條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鏈條鎖在一起。講了這句話之後，我們又默然相對幾分鍾，不知說什麼才好。
國內戰爭急轉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許滌新同誌介紹，我乘《大公報》包租的“盛京輪”在1949年6月3日從香港回到上海。臨行匆匆，沒有跟任何親友打招呼，劉尊棋先生當然不知道我的行蹤。一下輪船，看到久別了的上海，我心中有無法形容的感觸。我四麵張望，看看劉尊棋先生有沒有同船回來，沒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楊剛女士，她是我下了碼頭看到的第一個熟人。
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鎖了，“盛京輪”被困在港內。我留在上海複旦大學任教。這樣又跟劉尊棋先生分開了。隔了一段時間，在報紙上看到，劉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擔任外文局的領導之一，我心中為他高興。可是，又隔了一段時間，聽說他受到政治處分，被隔離起來了，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關進監牢，不知又為何事。就這樣，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在1956年調來北京，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1978年，薑椿芳同誌創辦“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邀請劉尊棋同誌共同負責籌備工作。當時，我也稍稍幫助薑椿芳同誌做些事情。有一天，薑椿芳同誌偕同跟我久別了的劉尊棋同誌來到我家，一同去北京東南角，看看那裏的幾間破舊屋子是否可以暫時作為“大百科”的籌備處。這時候，我才知道劉尊棋同誌得到平反還不很久。從這時候起，我把一向對他用的稱呼“先生”改為解放後的通用稱呼“同誌”。
三、主持簡明不列顛
“改革開放”使局勢迅速變化。“大百科”跟美國“不列顛出版社”合作翻譯出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組成“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劉尊棋同誌擔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員之一。我高興能夠跟他一同工作。
中美關係發生極大的變化，可是許多人對美國仍舊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人們警告說，翻譯出版美國的“百科全書”，其中充滿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任何一個條文都可能使你們這批人關進監牢裏去。的確，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說它值得做，因為中國需要了解外麵世界的事實和觀點。說它最好不做，因為這是充滿著意識形態危險的工作。
可是，劉尊棋同誌對美國的“攻勢”應付自如，處理得不卑不亢，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他高瞻遠矚，目光不僅看到中國，還看到世界，不僅看到今天，還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夠擔任別人不敢擔任的工作。
四、創辦英文《中國日報》
在負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工作的同時，他被任命為英文《中國日報》的總編輯。一天，他請我去《中國日報》看看他的編輯部。我走進他的一間小小的臥室，看見一張單人鋼絲床，一張單人小書桌，一盞小酒精燈，幾包方便麵。他說，晚上住在這裏的時候，就自己煮方便麵吃。這樣一位發行到全世界去的日報的總編輯，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