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校長的辦學原則是，按照當時公認為先進的英美教育方法，實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校中行政人員很少。校長、教授和學生打成一片，親如一家。直到1949年，光華大學的附屬中學還是上海各中學中的優秀典型。
在抗日戰爭中，張校長請會計界元老謝霖先生為代表，到成都去開辦一所成都光華大學分校（成華大學）。這件事說明張校長的遠見。他不主張戰時暫時到後方躲避一下，戰後立即撤回原地，在後方不留痕跡，而是要把大學教育擴大到教育落後的中國西部，作為開發西部的長遠打算。這在今天高呼開發西部的時候，值得懷念。
光華大學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激起的“五卅運動”而創辦，又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的戰爭中被炮火毀滅。1949年後，所有私立大學一概收歸國辦，光華大學的光輝曆史未能再呈現於中國。曆史不會忘掉張壽鏞校長創辦光華大學的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張壽鏞先生一生做了三件大事：（1）從清代學者自學理財，成為現代理財專家，樹立自學成才的典範。（2）收集、編輯、影印《四明叢書》，成為考據文獻專家，為弘揚傳統文化作出具體貢獻。（3）在艱難危急中創辦光華大學，伸張民族正氣，培植建國人才，為建設現代化中國樹立根基。張校長說：“莫為一身謀，而有天下誌；莫為終身計，而有後世慮。”張校長的言行，我們應當好好學習。
俞信芳先生的《張壽鏞先生傳》，是一部多年心血、廣收博引、實事求是、慎重下筆的精心著作，有曆史和文獻價值，對今天想要了解不久以前真實曆史的讀者，是極有價值的讀物。
2003年3月31日時年98歲
呂叔湘：語法學大師
呂叔湘先生近年來體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醫院去世。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熱經過長期散射之後，終於逐漸衰減而消逝了。我聽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後，想起青年時候學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價值不在壽和富，而在光和熱。”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畫家呂鳳子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又是我兩位姐姐的老師，所以我認識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認識鳳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兩歲，我跟他是常州中學（當時稱江蘇第五中學）的同學，他比我高一班。中學時候，我發現叔湘先生能背《詩經》，大為驚奇。這個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記憶中。中學時候我就非常欽佩他的學問和為人。
1955年我從上海調來北京文改會，有機會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時時接觸。在語文觀點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語文學術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師。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陳述，他幾乎每次都表示同意，並把他的意見補充我的設想之不足。我們二人可說是魚水無間，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50年代的《人民日報》上連載，我每期都仔細閱讀，作為我的精神食糧。當時，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說，中文沒有語法，跟英文不同。這種看法，在舊一代文學家中，是很普遍的。《語法修辭講話》的發表，使文化界的語文認識煥然一新。這不僅是語文知識的補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啟蒙運動。
我一直注意學習叔湘先生寫文章的文風。他的文章，清晰、簡練而口語化，完全擺脫了文言的束縛，最值得我學習。在他的影響之下，我反對半文半白的新聞體，提倡口語文章化，文章口語化，主張書麵語應當跟口頭語合而為一，出口成章並不神秘。我認為，中小學的語文課應當就是普通話課。學好普通話就能寫好白話文；好文章必須讀出來能叫人聽得懂，讀出來聽不懂的不是好文章。這些觀點，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閑談中陳述，都得到他微笑點頭而同意。
叔湘先生有一次發表一篇短文，大意說，好多位社會著名人士，寫文章談到語文問題，其中有常識性的錯誤。例如，不知道“語”和“文”的分別。不知道“詞”和“字”的分別，更不知道拚音應當分詞連寫。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基礎知識沒有成為群眾的常識，需要在文化人中間進行科普宣傳。這是切中時弊的見解。今天我們每天看電視，就看到漢字使用的不規範，拚音分詞連寫的混亂。這不能說不是今天我國文化生活的缺點。我們紀念叔湘先生，應當像叔湘先生一樣，提倡改正社會用字的不規範，改正拚音分詞連寫的混亂，使大眾的語文知識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評論人物常用“道德、文章”兩事作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學識被語文學界奉為泰鬥。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語文學界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範將永遠留下美好的記憶於人間。
中國日報創始人劉尊棋
一、紐約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