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國，她在Illinois（伊利諾斯）大學讀英國文學，在外國讀書，選課很自由。小孩沒有同去，我主張中國青年要在中國大學畢業後才到美國去留學，否則中國文化水平不夠，單是外國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國，我的媽媽也不願意到美國去。
我們在美國生活很好，也很緊張，特別星期天，自己買了菜，做中國菜。中國朋友來，當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來吃飯，還有羅常培、李方桂。老舍會講笑話，每個星期天在我們家吃中國菜，開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書由一個美國人翻成英文，銷路挺好的，賺了錢給了老舍一萬塊錢，老舍就用這一萬塊錢到美國去玩玩。羅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學裏教書，教語言學方麵，他們都是有名的學者。趙元任不大到我們家來，我們到他們家去。
在美國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國的銀行給我錢，外國的銀行也給我錢。我是高級職員，每年有旅遊費，銀行鼓勵我們去旅遊，可是回來要寫調查報告。我在美國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讀書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師。在美國，學習的條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圖書館。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麼圖書館跟原來樣子差不多？這個圖書館的建築作為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辦了幾個分館，規模很大，不在原來的地方，都是資本家捐錢的。
二戰結束，美國是大城市時代，好東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樣了，很多人到美國看了大城市就回來了，這不行。為什麼呢？今天好的東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國加州聖芭芭拉，聖芭芭拉大學分校學生少，經費足，圖書館設備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書的人，包括這個大學共四個單位聯名請我去演講。安靜得不得了，沒有聲音，沒有煙囪，可是工業很發達，工業是沒有聲音的。晚上最高貴的宴會，點蠟燭，不點燈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國總統還有別墅在這裏，星期六到這裏休息。伊朗國王的妹妹很有錢，就住在聖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麵有花園，你可以開著汽車繞著花園走一圈，很好看，圍牆一跨就可以進去了，沒有人隨便進去。
我住在有花園的賓館，一個老太太每天來給我收拾房子，他們家講西班牙話，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開車四處看看，到了一個地方，他說這些房子都是窮人住的，那個老太太也住在那裏，窮人住在四樓四底的小花園。
真正了解到美國強盛，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不是糊裏糊塗會強盛。美國在兩百年間發展起來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個細節都不簡單。我們是閉了門，自己吹牛。
和愛因斯坦聊天
我在經濟學界交往的人中，名氣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來是農本局的局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知名。何廉後來在美國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寫了回憶錄，中文翻譯了，我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找來拿去複印。這裏麵有講到我，很好玩。他說：我們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個大辦事處，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經理，周耀平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大學畢業在上海的銀行工作過，富有經驗。這個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國，我也到美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說：“愛因斯坦現在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興跟他聊天嗎？”我說：“當然很高興。”這樣就兩次去訪問愛因斯坦。我們是一般的談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隨便講講。為什麼我會把這個事情忘掉呢？因為談話內容沒有特點。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點，因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樣。
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頓，我住在紐約，因為美國的交通方便，紐約火車站有五層，我就問火車站的人要一張火車時間表，他說沒有。我是外行，他們的火車像電車那樣開的，沒有時間表。那個時代，火車辦得非常好，我回來帶了一本美國鐵路地圖。美國有一個鐵路時代，後來才有公路時代。
我跟愛因斯坦談過兩次，隻是隨便的聊天，沒有學術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愛因斯坦的學術我不懂，我的專業跟他又不一樣，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輩就說：“你多少年都不講愛因斯坦的事情。”我說：“我忘掉了。”見愛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我一竅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裏，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
他在物理學上的創造，思想要跳過一個屏障，原來舊的公式不能限製他。許多人被舊的公式限製了，就不能發展了。能量怎麼變成物質呢？這個概念不得了，他從數學裏提出來的，不是從實踐裏提出來的。先有理論，後有實踐，這就改變方法了，在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愛因斯坦是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