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的是京都帝國大學，現在叫京都大學，規模很大，校園很好。京都帝國大學的校園是日本格式，而且有點宮廷的味道，跟聖約翰大學完全不一樣。京都在當時比東京好玩，那時候日本所有大學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她很高興。我起初以為京都講話跟東京一樣的，其實不一樣，我跟老太太學京都話，很好玩，很快就學會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東都很好。
我失去了專業的對象，主要是讀日語，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還好，可以說在日本留學並沒有落空，日語學好了很有用處，1949年後回來想搞經濟，這個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曆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厲害是日本侵略中國，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塗，把整個家都搞光了。1949年後又有那麼大的風浪，“文化大革命”把什麼東西都破壞掉了，這都是原來想不到的。
美國生活
抗戰勝利後我們就到美國。打完仗，銀行要恢複原來的樣子，聯絡美國，因為我們在上海辦銀行，都是學美國的。美國改進，我們也跟著改進，就派人去學，要買設備，要回來訓練人。所以，當時上海的銀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國隻差兩年。可是計劃經濟一來，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國去的。那時候有軍用飛機，沒有民用飛機，我們坐了最快的輪船，是軍艦，不打仗了，改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國，在路上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經過子午線，日期要改變一天，快到子午線時，我生日，過了子午線，要重複一天，我又過生日。
在輪船上，我們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櫻，徐櫻也是喜歡昆曲的，在輪船上開昆曲會，張允和和徐櫻是主要演員。
一個美國銀行叫伊爾文信托公司，在華爾街1號，帝國主義中心。我就在這裏麵辦公，對外在美國用伊爾文的名義，在中國用我們銀行的名義。我們在中國代理他們，他們在美國代理我們。
我是去美國工作，不是讀書的。工作的待遇很好，業餘讀書，的確非常用功，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美國讀書的條件好極了，那時候研究經濟學。紐約市中心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服務好極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圖書館去看書。圖書館的人員看我每天都去，那麼認真，就問我：“你研究什麼？”我說我研究什麼什麼。他說：“你是研究人員，我們給你優待，給你一個研究室。”研究室很小，兩個人用，一個人用上午，一個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書時隨便借多少都沒有關係，借了放在房間裏。那是真正為人民服務。
周末我在大學裏聽課，出於經濟上的原因，我沒有辦法脫產讀書修學位。當時很矛盾，內心考慮要不要辭去工作拿學位。我在信托銀行工作，在美國已經做到了中上層水平，這些對於畢業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沒有辭去工作，而是利用業餘時間充分讀書學習。
我在美國讀書，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學到許多。在美國工作，就知道怎麼樣提高效率，一個人可以做幾個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國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個專門調查團到美國調查：為什麼美國人辦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們做了一個很厚的報告，調查結果證明，一個美國人抵到十五個日本人。每一個小環節都跟我們不一樣。譬如說，我們不敢給部長、副部長打電話，你如果打，他的秘書就說：“部長不在。”電話就掛掉了。他們沒有這個事情，每一個電話都要給你一個交代，部長當然不可能天天在辦公室裏。還有他們怎麼利用電報，電報送到你這裏，要六個小時，他們要先打電話給你，告訴你電報的內容，你就爭取了六個小時了，我們辦公室裏就有電報局的電話。
我在美國的確學到不少東西。讀書，圖書館設備太方便，隻要你願意學，在美國都能學。更重要的是，沒有想到我在辦公中學到不少東西，從辦公的方法看出美國為什麼進步，日本遠不如美國。美國的辦公方法可以說，每一個分鍾，每一秒鍾都爭取。這不但是一種思想，而且有具體的方法來實現要求，的確了不起，這一點不是在美國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國學了他們的工作方法，我回國，想想我們也要改，沒有人聽我的話，我到處講，中國人沒有效率的思想。認識很重要，沒有這個認識，要改很難。
當時我們銀行各種規章製度非常嚴密，都是學美國的。這兩天看到新聞，中國一個大銀行被一個大騙子騙了幾千萬，這種事情不要說在美國，1949年前在中國的銀行，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有許多壞事情，但是不會發生像賴昌星這種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