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化運動當時影響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國有五十多個城市都有拉丁化會。一直影響到南洋，泰國也有拉丁化會，香港是一個重點。過去羅馬字隻是在知識分子當中，沒有到群眾，拉丁化運動到廣大群眾中，工人都來參加。
拉丁化運動是1933年在中國開始的，由世界語協會介紹到中國。拉丁化運動發展，世界語反而很難發展。當時世界語也是一個新思潮，我們都學世界語，現在還有，沒多大用處，當時看得很重要，結果沒有真正變成是世界的語言。有了聯合國以後，世界語就下落，聯合國提倡五種工作語言，後來變成六種。世界語就沒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業上不用，就沒有多大用處。我起初搞世界語，後來就不搞了。
留學日本
我在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讀書，這兩個大學的畢業生都到美國留學，我因為窮，去不了美國留學。結婚後，我的嶽父給張允和兩千塊錢，當時也是一個大數目，我和張允和商量：這兩千塊錢不要用，出去留學。到美國去，不夠，美國要花更多錢，我們就到日本。
日語在那個時候很有用，今天還是很有用。對我來講，我學了法語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國看到廣告，法國出版了一本書，我去書店買這本書，書店的人說，這本書還沒有出來，可是英文本已經出來了。我買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語跟英文無形當中是一種競爭，利用法語的機會很少。許多國際會議，都是英語、法語兩種話，實際大家都用英語，不用法語。法語是一種很好的語言，有很豐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學了很難用上。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這四種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語言，俄語現在不行了，俄羅斯人現在都讀英文了；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差；法語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競爭當中，法語失敗了。
留學有兩點好處：日語要學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學好，在中國就慢，英語更是這樣子。還有，外國整個學術環境跟中國不一樣，真正讀書要靠自己，留學不留學一樣，在中國也可以學得好的。讀書實際是自己讀的，老師不會來管你，隻是指點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開始有人留學，起初中國沒有大學，後來教會學校到中國來辦，讀大學不一定到外國去了。可是比大學更高的還要到外國，譬如美國有名的大學是以研究生為主，不是以大學本科為主，我們的大學是以本科為主，研究生比較少。真正讀書，自己自修，在中國跟外國完全一樣。我搞字母學是一種興趣，我收集了許多字母學的書，想不到後來有用處。自學是主要的，愛因斯坦講的話一點不錯。
1933年，我們一結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誤時間，那時候到日本留學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時候跟今天不一樣，要到日本去，用不著簽證，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時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歡到上海來，中國人喜歡到東京去，東京有大量的中國人，寫一封信，在國內三分郵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郵票。日本東京的物價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那時候上海虹口一帶全是日本人。中日民間往來很頻繁，你到東京去，上岸根本不檢查你。不僅到日本方便，到美國也很方便，你有護照，到美國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走了，現在不行。現在兩個製度，你把我當敵人，我把你當敵人，那時候沒有這種情況。
在日本留學，原來想去讀四年書，後來不到兩年就回來了。一個原因是張允和懷孕了，要回來生育。另一個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時候思想“左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當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東京帝國大學，要考京都帝國大學，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沒有看到河上肇。那麼，我到日本就變成讀日文了，讀經濟學的目的沒有達到。當時日本不承認中國的學分，在日本讀博士要讀三年，而美國隻要一年兩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課程我在國內讀過，我不願意重新再讀一遍。上海聖約翰大學跟美國是接軌的，但是與日本不接軌。這樣倒有一個好處，專門讀日文，所以當時日文進步很快。後來就是到了美國，日文還有用處。
這是年輕時糊塗。人生在年輕時候有許多糊塗的事情，這是盲目的。人家說，戀愛是盲目的，我們的戀愛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許多事情確實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學是盲目的，從美國回來也是盲目的，以為中國有希望了，我搞經濟學，以為對戰後的國家有用處，回來後經濟學一點用處都沒有。
張允和在日本是學日本的文學，她對日本文學蠻喜歡。當時日本有名的文學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譯成中文了，中國受外國的文化的影響，很多是通過日本，中國從日本學西洋。
日本的大學，學生都住在校外，沒有學生宿舍的。我們在外麵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國青年會，後來我們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裏麵去。日本許多人家有一間房間租出去給人家，特別是喜歡租給大學生，這樣子我們住在日本人家裏日語就進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講日語，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況。
張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國，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輪船就回來了。上海的親戚朋友照顧她，我們是1933年4月30日結婚的，巧的是，我們的兒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剛剛一周年。張允和回來生了孩子，我還在日本，第二年就回來。她生孩子的時候我在日本，他們叫我不用回來，上海照顧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