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8點鍾到，真正考試是上午9點到12點，三個鍾頭不能停，下午1點到4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考試的範圍早已告訴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麼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麼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隻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裏麵，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麼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考上不難，隻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聖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因為我在常州不穿西裝，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麼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準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麼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麼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聖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曆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麵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拚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準，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麼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聖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象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麼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於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聖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聖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聖約翰大學本部隻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聖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麵牆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麵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為什麼呢？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聖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麵。
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麼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麼搞，早就垮掉了。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麵的東西。
可以說，大學裏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學裏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一到聖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並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
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並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後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聖約翰大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麼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麼。”他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我們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