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大學生出路很好。我們的校長張壽鏞對我特別好，我讀書的時候，校長室缺少一個秘書，就在本校裏麵招考，我考上了，業餘幫校長當秘書。這樣，我跟校長關係就很好，我畢業了，他就勸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書吧。”我一邊就在光華大學附中教書，同時幫大學校長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學裏麵教書。
張壽鏞原來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學問，他來做校長，做官方麵是犧牲。為什麼請他呢？當時大學校長很重要，能夠搞錢，還要有聲望，這樣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錢。宋子文是財政部部長，張壽鏞做過財政部副部長。他的學術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個老師孟憲承--解放後他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說：“你在光華大學工作當然很安定，我勸你出去別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個地方，老待在一個地方不知不覺當中就沒有朝氣了。”他是懂外國思想，人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長時間，要換工作，增加你的閱曆，增加你的經驗。他說要到無錫鄉下一個新辦的江蘇民眾教育學院，這個學校根據一個新的理論來辦。那個學院的院長走開，要請他去當院長，想把我帶到那邊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辦一個民眾教育學院，他又把我帶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時候是新的教育理論培養新的人物。這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的理論，是麵向群眾，不是麵向貴族，本來的教育都是麵向貴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蘇的軍閥打仗，把鐵路打斷了。張允和在蘇州沒有辦法到上海讀書，蘇州和杭州的路沒有斷，就到杭州之江大學去借讀，之江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學校，那個校長我也認得。當時的教會大學校長跟學生像兄弟一樣。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不是學生上街那麼幾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蕩很大，現代化的思潮到“五四”達到一個高潮。五四運動在全國影響大，範圍廣。我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有幾個概念，一個概念是要搞白話文，一個概念是要愛國，反對帝國主義。五四運動是老師引導我們，出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個人拿一根旗子，上麵寫“同仇敵愾”幾個字，我們都不懂，老師叫我們寫就寫。我到茶館去演講，茶館裏的人都停下來聽我演講，看不見我的人。我個子長得很慢，當時很矮小，一個客人就把我抱起來站在桌子上麵講，茶館裏麵的人起勁得不得了。
五四運動是相當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動。五四運動的確是廣泛的思想活躍的時候。我認為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高潮。“五四”提出的口號“民主”“科學”完全正確，解放後要抨擊“五四”，這是錯誤的。仔細研究，“五四”時的文章沒有整個否定傳統，對儒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證，“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時提出來的，是後來提出的。
五四運動的先鋒是白話文運動。這個現象好像非常奇怪，後來胡愈之的解釋非常好，他寫過一篇文章，說：西歐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以語文運動為先鋒，中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語文運動為先導。
拉丁化運動
我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感興趣了。一到聖約翰，就發現語言生活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隻有中國文學、曆史課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係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學的重要條件，漢字不行。
我畢業後在學校教書，同時參加銀行工作。我參加拉丁化運動，起初不是主動參加的，我當時寫的文章今天看起來很幼稚，可是他們認為有新意義，這樣我才參加拉丁化運動。參加以後，我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提出幾個要改革的方麵，拉丁化運動今天來看明白了，當時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為瞿秋白在蘇聯受了影響，蘇聯是許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國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語，他反對國語運動，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國推不動。在上海，有上海話拉丁化，同時有北方話拉丁化--“北拉”。你推廣“北拉”，人家來，推廣上海話拉丁化，人家不來。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話拉丁化，這一點可看出上海人已經有民族意識，不是地方意識了。
拉丁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將。我參加以後，就覺得有幾個地方不對，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歸各搞，相互毫無關係，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溝通，這一點對拉丁化運動有影響。我們推廣北方話拉丁化有人聽，上海話拉丁化人家聽了就完了，沒有人來，說明中國人需要國語。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陳望道認為我的意見有新意，後來我對文字改革的興趣跟陳望道的鼓勵很有關係。後來他是複旦大學的校長，我是複旦大學經濟學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