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麵，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
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麼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現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
聖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麵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後，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美極了。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的校園，校園裏原來都是大樹，外國人對園林很重視。今天來看，我們學校是規模小，園林大。園林從前叫兆豐花園，現在叫中山公園，把樹都搞光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是值得欽佩的。
光華大學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聖約翰大學隻讀了兩年，遇到“五卅慘案”。1925年，上海有一個日本工廠，老板把一個工人打死了，這個工人叫顧正紅。首先是上海商業界起來抗議，後來整個上海出現抗議，後來是整個江蘇，後來擴大到好多城市，全國抗議，反對帝國主義。“五卅慘案”在全國鬧得非常厲害，上海是中心，學生都罷課，要出去遊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教會學校，就跟學生發生矛盾。所有學校都遊行，我們學生也要去遊行，校長說：“你們在校內開會都可以，不要出去。”學生一定要出去，為這個事情就鬧翻了，聖約翰大學的老師中一大半是外國來的，一小半是中國來的。中國老師和學生就離校，“離校事件”鬧得不得了，這不僅是中國的大新聞，也是世界的大新聞，當時不僅是我們，好多大學都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學生和中國老師排了隊，拿了鋪蓋離開學校，怎麼辦呢？出來以後社會各界就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就辦一個光華大學。當時許多有名的教授都有愛國心，願意到光華大學來教書，也請了外國人來，一度辦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華僑捐的錢，可是後來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華大學還有兩所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學炮轟光了。
我在光華大學讀了兩年，最後在光華大學畢業，光華大學在二戰以後不行了，沒有錢，沒有房子，什麼都困難了。後來共產黨來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學都取消了。曆史的變化很大。
光華大學實際上還是按照聖約翰大學的方法來辦學，當時教育部沒有命令大學要這樣搞、那樣搞。光華大學請了中國有名的學者來上課，譬如教文學的有徐誌摩，徐誌摩是北京大學教授，又兼光華大學教授，從北京到上海跑來跑去，結果飛機失事死了。徐誌摩的作品、作人的風格影響學生。我到過徐誌摩家裏，他和原來的夫人離婚，徐誌摩的前妻張幼儀也是很有文化的，張幼儀是小腳，他們是家裏麵訂婚的。後來他跟陸小曼結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層樓，下麵一層是英國式的，第二層是日本式的，第三層是印度式的，三層樓三種文化。那時候老師跟學生，校長跟學生關係很好，像朋友一樣。很多人很欽佩徐誌摩的，他是一代風流。有人說白話詩到徐誌摩時成熟了。
我沒有聽他的課，我那時候快畢業了，可是他的東西我都看過，很欽佩。我想徐誌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讀，他非常有才華。
大學畢業了，有人勸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當時有一個思想說：人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要超過三年，為什麼呢？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會麻木，沒有新的刺激，所以當時的教授跟大學要訂合同的，不超過三年，三年以後換一所學校，換一個地方。這跟解放後的思想不一樣，解放後是在一個地方，一生就不要動了。那時候要動，才有發展，這個思想影響很大。
本來我大學一畢業就要到外國去讀書，因為窮，沒有去，我的同學十個有九個到美國去留學了。因為雖然是光華大學畢業，卻都是聖約翰大學來的，而且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我因為沒有錢，所以拖了好幾年才到外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