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名喚《我的故鄉在天堂》的隨筆集中，大部分文字是第一次結集出版。這個書名不隻是一個比喻，它所表達的其實是一個觀點，我的這個觀點直到最近兩年才比較明確。在這本隨筆集編輯妥當的時候，我本想寫一篇文章正麵表述這個觀點，可是一方麵因為太忙另方麵也因為缺乏寫作的衝動，於是拖延了半年竟然一直未能動筆。
將精神的目光投向現實的日常生活之外，一定是具有了某種危機感甚至幻滅感之後才會出現的。我雖然早在十六年之前就寫了《站在自己的墓碑上發問》，但對世俗人生真正產生幻滅感卻是十年之前（一九九六年）的事。十年來因著這幻滅感頗受了一些內心的折磨，卻很少以寫作的方式麵對這種幻滅感。其中也有比較實在的原因，頭幾年，我忙於寫作文學評論和所謂思想隨筆，所表現的基本上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和心態，是那個時候熱衷於現實問題思考的延伸。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決意終止這種寫作，企圖用小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業已變化了的思想和心態，於是一頭紮進了長篇小說《六道悲傷》的創作。
當我好容易從這部小說的寫作中擺脫出來，已經是二零零四年夏天。下一步該幹什麼，我麵臨許多選擇。這時候也早就從魯迅的“不讀中國書”的誤導中醒悟過來，於是我放棄了許多寫作計劃，嚐試著從先前諸子中尋找精神的支持。此前我隻或認真或草率地讀過《論語》、《老子》、《墨子》以及《韓非子》，對前二者都不是很喜歡，《老子》還讓我有點反感（後來才知道那些令我反感的東西可能都是由戰國術家添加進去）。《墨子》則少有關乎性靈和天地大命的闡述，盡管在社會思想上讓我受益甚多，對於解決精神危機卻少有助益。韓非子等等法術者流，則一直讓我感到厭惡和恐懼。
對於《莊子》，先是仰慕它的大才，讀過《老子》之後，因為認為他們是一路的，暗中頗生起一些排斥之心。自古以來迷戀老莊的人不在少數，而對他們抱有偏見的讀書人，卻一直占據主流地位。五四運動那一代所謂反傳統的人，重點在於打倒孔家店，說明老莊都已經不需或者不配他們來施加炮火了。我是吮吸五四一代人的奶汁長大的，他們對於老莊的偏見給我的誤導一直甚為有效。後來從零星了解的意象和言詞之中，推測其中必有大能大德，覺得應該認真下一番功夫才是。二零零四年的夏天，我正好有整塊的時間，能夠既鄭重其事又從容不迫地來讀讀《莊子》。
八十年代我讀魯迅的時候，恰好是我剛剛能夠抵禦教科書上主流聲音對魯迅的歪曲的時候，二十年後我來讀《莊子》的時候，也恰好是我剛剛能夠抵禦五四以來乃至漢儒以來主流聲音對老莊的歪曲的時候，所以，我對魯迅和莊子的研讀，正好可以放鬆地汲取，自由地為我所用。兩個時期我所關注的問題差距很大，前一時期主要致力於解決個人與群體、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後一時期則主要致力於解決個體生命與最高存在的關係問題。所幸魯迅和《莊子》的作者都適時地成為了我麵對當時的思想、精神問題的極為寶貴的支持因素。《莊子》、《列子》以及一部分《淮南子》將人類生命放在宇宙大生命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幫助我打通了我（個體生命）與宇宙大生命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原本是存在的，隻是我們謎於經驗世界的局限，很難意識到。《莊子》幫助我意識到了這種關聯，所以我這個個體生命的心靈層麵的危機漸漸得到了某一程度的緩解。
幫助我緩解心靈之緊張的，當然不隻是《莊子》及其後學，還有其他一些資源。《聖經》和基督教素為我所敬重，二十歲剛出頭時我就訂閱過金陵神學院的內部刊物，此後一直對基督教保持極為開放的心態。我雖然沒有成為基督徒，但基督教以及作為基督教源頭的古代閃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一直深深吸引著我，其中的原罪意識和懺悔意識尤其博得我長久的崇仰。我近兩年的讀書時間，大多在運用人類學的方法，對這兩個概念進行考古發掘和梳理。所接觸的材料當然不隻是環地中海地區的，其他地區諸如印度、美洲、日本、南太平洋地區土著居民的原始信仰，也在我的關注之列。我還對中國的考古學、神話學和民俗學發生興趣，企圖從中了解華夏先民的宗教生活。當我埋頭於弗雷澤、泰勒、馬林諾夫斯基、庫朗熱、鮑爾迪等人的著作之中的時候，我個人的世界觀、宇宙觀、生命觀、人觀、人生觀一次次地得到清理、充實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