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振先生告誡我要把原文仔細閱讀，他還給我看他親手抄的《奧涅金》的俄文手抄本。原來，他為了仔細鑽研《奧涅金》，早在西北大學教書時，就把它親手抄了一遍。他告訴我：“我雖然這樣用功，但仍不敢譯它，還是你大膽，做得好！再磨它幾年，一定會做得更好的！”
令我十分感動並終身難忘的是：餘振先生看我生活貧困，連翻譯的稿紙也買不起，竟然把心愛的藏書《四部備要》中的第二編拿到福州路去賣掉，把賣得的三百來塊錢交給我，叫我安心養病，再去買些稿紙，繼續翻譯《奧涅金》。要知道，我當時給出版社翻譯稿子，一千字才得三塊錢，我去中學代課，一個月才拿四十來塊錢。這筆巨大的財富讓我驚呆了，我簡直不知如何來承受它！其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本身具有的金錢的價值！它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裏麵飽含著一位恩師的關愛與期待。多少年來，它一直鞭策著我，鼓勵我勇敢地麵對生活，使我在遭遇挫折時，能夠不被困難所壓倒。
自從我右派摘帽與餘振先生重逢後，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我每星期都要到餘振先生家裏去一兩次，在他的指導下讀普希金作品和有關的參考書，並不停地對《奧涅金》譯稿進行修改。在這幾年裏，我的譯稿至少重譯、重抄了十遍以上。餘振先生成了我大學畢業後永久的老師，而我則成了他永遠不畢業的學生。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餘振先生因為早年的一段經曆（他曾加入中國共產黨而被投入國民黨監獄），再加上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被定為“大叛徒”、“大右派”，被隔離審查，在街道裏弄遭批鬥，後來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區的奉賢農場去喂豬，曆盡磨難。我曾在夜晚偷偷到汾陽路餘振先生的家去探望，看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我知道他跟我一樣正經曆著磨難。我雖不能再去向他當麵請教，但在心裏卻默默地分擔著他的痛苦。多少個夜晚我默默地禱告：但願餘振先生和我國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厄運早日結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餘振先生的冤案得到了徹底的平反。1980年，他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聘為教授，彼時，他已是71歲高齡了。而我那時也正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我們師生又在一起成為同事。我不僅有機會就文學翻譯問題繼續向餘振先生請教，而且我們還一起合作翻譯出書。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萊蒙托夫文集》的敘事詩部分就是餘振先生和我合作的成果。浙江文藝出版社給餘振先生出《普希金長詩全集》時，餘振先生又把我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放了進去，同時，我遵照餘振先生的意見把譯稿又改了一遍，改成每行四個頓、十個字，使得譯詩節奏感更強。
1996年夏，在餘振先生生命結束的前一個星期，他躺在上海華東醫院的病床上，欣喜地告訴我：“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把普希金全都翻出來了，印了100萬本！”一個星期後，他離開了人世。餘振先生可以欣慰地離去了，因為他的夢想已經實現了。我國現在已經有兩個版本的《普希金全集》問世，而《葉甫蓋尼·奧涅金》也已經有十多種譯本了。餘振先生，您安息吧！
（注：此文2010年6月由王智量口授，陸鈺明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