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振（原名李毓珍）先生不僅是我文學翻譯的領路人，一位知識淵博的師長，更是一位為人謙和、性情豁達，對我如親人般關愛、令我終身難忘的友人。
我和餘振先生的師生情緣起始於1950年。那時我在北大西語係俄語組讀二年級，餘振先生是從清華聘到北大來上課的俄文教授。他擔任我們的俄語講讀課教師，主要講解一些俄羅斯文學作品，包括普希金、萊蒙托夫的作品等。他的講解十分仔細，那一字一句的分析使我們受益匪淺，也使我從內心裏萌發了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
大學二年級時，我因為生病住在北大紅樓，而教師休息室剛好就在紅樓二樓。那時我正在學習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有許多地方不懂，便經常到教師休息室去向餘振先生請教。餘振先生解放前就已翻譯出版過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歌（《普式庚詩選》、《萊蒙托夫詩選》，上海光華出版社，1948年），是個聲名卓著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聽說我正在學習《奧涅金》，並有誌於把它翻譯成中文，餘振先生非常高興，他要我先認真把它讀懂，然後再試著翻譯。在餘振先生的鼓勵下，我決定先把《奧涅金》背誦下來。我每次到教師休息室去向餘振先生請教，他總是耐心地給我講解。
1952年，北大院係調整，餘振先生擔任北大俄語係副主任兼俄語教研室主任，而我作為三年級學生提前畢業留校，擔任了教研室秘書，成為餘振先生的助手。從此我有了更多的機會向餘振先生請教俄羅斯文學及翻譯方麵的問題。餘振先生教導我譯詩要譯得像詩，要注意原詩的韻，而俄語詩的韻跟我們中國詩的韻不同。《奧涅金》詩節是普希金根據西方十四行詩的形式獨創的詩體，它由三個四行詩加上一個二行詩構成，一共十四行，其韻式為abab ccdd effe gg 。《奧涅金》全文由424個十四行詩（不包括別稿）構成，押韻方式都是有規律的。餘振先生要求我從內容到形式全部翻譯過來。他諄諄告誡我：譯詩既要保留原詩的形式，也要有中國詩的特點。中國詩有四言、五言、七言，我們來創個十言，即原詩每行有固定的輕重音搭配，有四個音步，我們用每行十個字、四個頓來翻譯它。餘振先生的這一要求對我翻譯《奧涅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餘振先生的指導與鼓勵下，我嚐試著翻譯《奧涅金》。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翻譯了十個十四行詩節，其中第八章的第四十六首詩曾被何其芳先生引用於他的《論紅樓夢》一文中，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1956年，餘振先生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主編五卷本《馬雅可夫斯基選集》，我也參加了其中的翻譯工作。我得以更經常地到餘振先生家求教，更多地聆聽他的教誨。1957年，餘振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我也被打成右派，而我的罪狀之一竟是：前後九次跑到李毓珍（餘振）家密謀右派反黨事宜。想不到我向餘振先生請教文學翻譯問題竟然成了我的一大罪狀！
被打成右派後，我和餘振先生便各赴南北。餘振先生被派往上海辭海編輯所任編輯（作為對右派分子的“廢物利用”），而我則被發配到河北省建屏縣（現平山縣）去勞動改造，後又再次發配到甘肅省定西縣。此後我繼續偷偷地翻譯《奧涅金》，但再也得不到餘振先生的教誨了，隻能一個人摸索著幹。
1960年底，我因健康狀況不佳，離開了甘肅。我帶著一個右派分子的身份、幾袋書和寫在碎紙片、小本本上的《奧涅金》譯稿，睡在火車硬座別人的座位底下，隻身來到上海投靠我的哥哥嫂嫂。我依然在偷偷地翻譯《奧涅金》，把譯文寫在粗糙的土黃色的衛生紙上（我當時沒有固定的工作，隻買得起這樣的紙）。1961年，我總算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這年冬天，我突然見到了久別的餘振先生！原來，餘振先生先於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他怕影響我，一直沒敢來看望我。一聽說我也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就馬上來看我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我把寫在粗糙的衛生紙上的譯稿拿給餘振先生看，並告訴他我已抄了兩份，一份寄給何其芳先生，一份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但出版社來信說暫時不能出版。餘振先生安慰我：“現在出書當然是不可能的，別忘了人家現在叫我們“摘帽右派”。這樣也好，再多改幾遍，你要好好磨，把鐵棒磨成繡花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