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走了。這許多日子，我仍是覺得他還住在愚園路郵局樓上那套房子裏，隨時都可以去看望他老人家，陪他聊一聊文壇近況或中文係的人和事，聆聽他的教誨，喝一杯他親手倒的香茶。我知道，和我有同樣感覺的朋友，在我們的周圍還有不少。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音容宛在”吧。
施先生讓我們時刻記起的事情有許多許多，而我每當思念施先生時，總是首先想起他給我寫的一封信。
那是在1994年，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饑餓的山村》。朋友們和同事們大都拿到我送的書，但是我卻沒有送一本去給施先生。我不是不想送給他老人家，而是不敢送。因為誰都知道，他是寫小說的大師，我的確很怕在他麵前獻醜。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在書印出來不久，在作協召開研討會以後的幾天，我竟忽然收到一封施先生寫來的信。這是施先生親筆寫給我的唯一的一封信，正是談論我的這本小說的。他大約是從當時報刊上見到一些有關的評論，再從他的研究生那裏見到書的。他在信裏給了我非常熱情的鼓勵，對作品做了很高的評價。這真是讓我受寵若驚。而在一大段鼓勵和評價的話語之後，他老人家忽然用單獨的一個段落，寫了這樣一句話：“你寫這樣一本書出來，是不是還想再當一回右派分子？”
這句突如其來的問話讓我頓時發呆。然而我馬上從短暫的吃驚中醒悟過來，立刻從這句直率坦誠的問話中，體味到一種他對我這個後輩出於真情的牽掛和飽含憂慮的擔心；也體味到施先生心中深藏的、對我們祖國和人民在我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年代裏的處境和命運的深切關注。我好像從這小小一頁的信紙上，生動地見到了施先生偉大的人格力量，見到他老人家對自己一生中所見、所聞、所經曆、所身受的種種事情的看法和感受，並且是在這裏對這種看法和感受做出一個毫無遮掩的表露。
還有一次，是在他書房裏，他對我所說的另一些與此相關的話。那天，他見我在他麵前總是畢恭畢敬，便對我說：“我和你雖然從年齡上看是兩輩人，但我們其實是‘四位一體’的親密同誌呢。”
見我並不理解，他馬上接著說明：“我們兩個人都是民盟盟員、中國作協會員、中文係的教授，也都是從前的右派分子，現在的摘帽右派，你說是嗎？”
他似乎是在說笑話，而卻是在敘述著明白無誤的事實。言語之中包含著我們此刻都能明白理解的辛酸和自嘲。
我到華東師範大學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沒有機會直接聽施先生上課，但是我從來是以他的學生自居的，過去一直欽佩他的學問和為人，現在更以能夠和他老人家經常接觸為幸運。在許多有關治學和教書的事情上，我其實都是在有意識地向他老人家學習的。比如，大家知道，施先生上課從來不念事先寫好的講稿，他大約是認為，這樣的課堂講授不能做到教師思想的充分自由的表達，尤其有礙於教師智慧和靈感的發揮。他往往隻帶一個簡略的提綱到課堂上，有時這個提綱就是寫在火柴盒上的略略幾句話。而他的每一堂課都上得那麼充實、流暢、豐滿和自如，讓學生終生難忘。我是從當年七七屆的大學生那裏知道施先生的這種課堂風格和方法的。於是我立刻認真學來，這讓我的俄國文學課堂講授得到了較好的效果。
施先生也是我國一位前輩文學翻譯家。他是上海翻譯界第一位獲得我國“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的人。我也是一輩子都在做文學翻譯工作的，這讓我和施先生有了更深一層的聯係。在施先生的啟迪和幫助下，許多年之後我也拿到了那個稱號，讓我能和他老人家不僅是“四位一體”，而且是“五位一體”了。這讓我感到光榮。在這方麵，有一件我視為終身遺憾的事，請容許我在這裏說出來：二十年前，施先生要主持一套世界戲劇名作翻譯叢書，他指定要我參與，然而我因為當時的教學、科研和會議任務太多，終於沒能參與。至今覺得非常對不起他老人家，也讓我自己失去一次跟他當學徒的最好機會。
也就是在施先生要我幫他搞這套叢書的前後，他曾經讓他的學生把他多年收藏的許多本俄國文學原著都給我送來。這對我是很大的鞭策、鼓勵和幫助。其中許多本我至今仍在經常使用，比如，他給我的一套《赫爾岑全集》，就一直放在我書房裏最顯著的位置。施先生對我們後來人的關心和幫助，就默默無聲地體現在這些地方。
還有一件讓我感到重大遺憾的事：在著手寫這篇短文之前，我想把施先生寫給我的那封寶貴的信找出來，重新拜讀。但是翻箱倒櫃，卻怎樣也找不到了。好在那句重要的話我是一字不差牢記在心的。
懷念前輩恩師施先生，我有許許多多的話可講和想講。但是，最好的對他老人家的紀念，還應該是像他那樣埋著頭無所求、無所怨也無所顧忌地做好我自己的教書育人與寫作、翻譯的工作，把自己這點微小的力量奉獻給我們偉大的祖國和人民。我一定能，也會這樣做的。
施先生是我們永遠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