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發展軌跡相適應的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懷疑性”和“批判性”。與中國文化中隻關注人如適應現存環境和如何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不同，西方文化更關心研究人的環境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變遷發展；即使在神學時代，除了上帝不能懷疑外，其他一切都能懷疑，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哲學。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就是對現存學說與秩序無條件地信奉，打壓懷疑精神。動不動就會給思想活躍的學者扣上“非聖無法”的帽子。相對較為開放的明代（與清代相比），李贄隻是傾心於王陽明的心學，對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學有些不同意見，憤世嫉俗，特別討厭假道學，這就被誣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對他橫加迫害，把七十六歲的老翁抓入獄中，最後死在獄中。這就是“異端”的下場。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本來活潑、具有自我調適能力的儒學（從孔子到荀子這二三百中多活躍，儒分八派，各有貢獻）變為僵化的、枯燥的思想枷鎖。這一“獨尊”，就是兩千年，除了“等因奉此”而外都是“異端”，都要大張撻伐，這怎麼不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
陳先生在《曆史的遺產》一文中說“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康德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就是要把一切事物、一切問題都擺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批判。他講的是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實際上概括了西方和歐洲思想的根本內核。當然，有好的思想，有壞的思想；有正麵的思想，有負麵的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有非理性的思想，但其核心是‘批判性’，是以各種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視角對現實的批判”。所謂“理性”不是一個人、一個學派和政府的，而是全社會的理性，這樣才能接近真正的理性，而不淪入獨斷論的陷阱。帶有批判鋒芒的各種思想在數百年中縱橫馳騁，它們的合力促成上述的各種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最終改善了人類的處境。
歐美文化對人類的貢獻是對個人價值的認可與張揚，這一點也是傳統文化中所稀缺的。因此，新文化運動中先進的中國人把它作為最重要的項目來引進。陳先生說“‘五四’時期提出德、賽二先生，說到極處，是對‘歐洲精神’的高度提煉，‘歐風美雨’所及，濃縮而又濃縮，就是‘民主與科學’。”（《西方文化傳統與世界曆史》）它們在十九世紀浮出水麵，“其定義和論證也日漸羽翼豐滿，概括地說可以叫做‘自由主義’。它越出了早期純經驗階段，成為一種完整的思想體係和製度”。
這種思想體係比較好地處理了自由與人，自由與法律，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等問題及其關係。其根本在於“它充分尊重人之為人，尊重個人權利、利益、意願”，“使得個人的意誌、創造力、積極性得到充分地發揮”。對個人價值的尊重，體現在精神層麵就是自由，表現在製度建設上就是民主。陳先生說：“從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民主變革的精神已經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散開了。試看今日之世界，無論何種社會製度、無論社會處在何種階段，國家關係何等對立，種族、宗教衝突何等毫無理性地激烈而又狂熱，自由和民主作為人類神聖的、理性的精神，有誰能公開加以拒絕呢？”（《西方文化傳統與世界曆史》）我們縱覽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曆史，盡管有曲折，但自由與民主越來越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陳先生遠去了，讀他最後兩本書總讓我想起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