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出生於廣西一個小鎮貧寒之家，好不容易考上了連吃飯都是公費的中山大學中文係，但因看到國民黨統治的腐敗黑暗，不久即參加革命、出城打遊擊，成為解放軍中的大學生。五十年代他在廣東曆任區、縣、地區、省的幹部，六十年代初，從地方調到中央，就職於《紅旗》雜誌文藝組；文革中進過牛棚、挨過鬥，但這一切都沒有白過，促進了他的思考。改革開放以來，他思想得到飛躍，以寫雜文來表達。當然，這也受到一些“左視眼”的嫉視，攻擊批判，如影隨形。連廣州老友漫畫家廖冰兄也為他擔心，寫詩說“京城爬格莫囂張，休碰《中流》八九槍”，以嘲戲的方式控訴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對待。可是在牧惠本人來說，他處之泰然，不為流俗所動，依然故我，直言無隱，勤勤懇懇，代民眾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不應缺席》（就我個人所見而言），發表在第三期的《隨筆》上。此文是談人們所關注的“三農問題”的。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終沒有忘記打遊擊時供養和掩護他們的父老鄉親。他深情地說：“我對農村、農民有著一個解不開的情結。我始終把眼睛盯著農村，閱讀有關報道。開放改革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報紙不像過去那樣隻報喜不報憂了，人們的知情權多少受到尊重了。讀到這些，我高興過，也憂慮過，憤怒過。” 他為工業化過程中對農民索取太多，許多農民、特別是老區人民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感到痛苦。他說：“‘文革’剛結束，我終於有機會回老區去探望契娘。我怎麼也沒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遊擊時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淚。我感到對不起他們。”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來的寫作正是這種感情在支持著他、鼓舞著他。因此他說，不僅作家要關心農民問題，“麵對如此嚴峻的問題，共產黨員都不應缺席。甚至可以說，人人都不應缺席”。這大約是他最後的呼籲，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們聽到。
牧惠先生對於他所追求的正義鍥而不舍，不屈不撓，爭取一切機會訴諸輿論與社會。這一點我是有所體會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廣東“土改”中反對所謂“地方主義”問題，我就聽牧惠說過多次。他寫過幾篇文章講這個問題，聽說在廣東有所影響。去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傳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槍·耍筆》。這本書中也談到他所經曆的廣東“土改”。
牧惠先生遠去了，他給後世留下了許多精神財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們總結與學習。但更重要的還是先生的為人，不久人們會感受到老成人凋謝給社會帶來的空寂。
雜文作家的曆史視角
牧惠先生去世已經三個月了，他的音容笑貌還宛然在目，近日又收到牧惠先生生前親自編輯的最後一部著作——《盛世網聞——牧惠曆史隨筆集》（以下簡稱《盛世網聞》），——不禁頓增人琴之感。
牧惠先生是廣東人，1946年就讀於中山大學，因不滿現實，追求真理，參加了進步組織，受到當局的迫害。廣州不能呆了，他回到老家新會打遊擊，成為名副其實的為真理而鬥爭的戰士。解放後，牧惠先在廣東省內擔任地方幹部，直到1961年才調到《紅旗》雜誌文藝組任編輯，開始了京城生活。牧惠對家鄉有著深厚的感情。在我們相識的七八年中，經常聽說“回廣東”了，一次我對他說，“看來您一年去廣東的次數，比我去王府井都多”，他笑著默認了。牧惠惦記著鄉親苦樂，特別注重總結廣東近五六十年曆史經驗，揭示極“左”思潮給當地人民的傷害，以期廣東的發展順利一些。
牧惠先生知識淵博，多才多藝，寫過小說，在小說理論上也有建樹。但自新時期以來的二十多年中，他還是以雜文名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