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特別是魯迅先生開創的雜文是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它與社會現實有著極為緊密的關係。其他文體如小說、戲劇、詩歌、電影、曲藝都可以不管現實生活如何寫成“純娛樂性”（現在充斥熒屏、銀屏的大多屬於這類）的，而且也能吸引許多人欣賞。唯有雜文不行，沒有“純娛樂性”的雜文，即使有人違反這個定理，寫“純娛樂”的雜文，也不會有多少人看。雜文是專司社會批評的，雜文家都應該是社會批評家。做個不恰當的比喻，雜文家仿佛是中國古代朝廷裏的“言官”，如禦史之類。禦史的職責是專門說批評話的，對皇帝來說應多是逆耳之言（所以封建社會的言官是個高風險的職業，皇帝大多昏庸，一生氣則言者頭顱不保）。如果有禦史上言說皇帝不愛護身體，太為國操勞，飲食太粗劣等等，這類看似批評實為諛頌的奏章，那是要受到同僚的鄙視和恥笑的，是被視為“妾婦之道”的。說這些讓皇帝開心順氣的話是太監、宮妾的職責，大臣和言官應該有自己的尊嚴和體麵。因此禦史雖被稱為“烏鴉”，但受到人們尊敬。牧惠先生也被人罵過“烏鴉”，罵牧惠先生的不知是出於尊敬、還是厭惡？不過這也說明牧惠是位盡職盡責的社會批評家。
社會批評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就事論事，也可以從製度層麵或文化層麵做深入的開掘。牧惠先生更多是從曆史角度考察社會問題，這個角度對於有厚重傳統的中國是有特殊意義的。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在考察社會時都注意到曆史視角。魯迅談到當代的許多怪現象時，就常常俏皮地說這是“古已有之”的。
《盛世網聞》是偏重談曆史的，談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全書涉及的時代很長，上自春秋，下及近代，其核心談的就是專製製度和與其相適應的獨斷文化所造成的積弊。現在有些人提出對曆史傳統的全麵認同問題（當然話沒有說得這樣直白，他們是從否定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入手的）。這些人把儒學與曆史傳統說得天花亂墜，但他們往往回避產生傳統與儒學的經濟和社會背景：小農經濟和宗法製度。在這種背景下所產生的政治製度是專製極權統治。什麼叫專製極權？也就是說在這種製度下沒有老百姓的地位，沒有人的地位。在極權製度下，一切都是皇帝說了算，而且是以天下之大，以奉天子一人。這一點是稍懂得點曆史的人們就抹殺不了的。
《盛世網聞》中大量的文章揭示了專製極權的荒謬和非人性化。曆數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的曆史，可以看到一個朝代政治的良窳完全取決於皇帝一人的素質，而且在曆史進程中越來越是這樣，到了明清則走到極端。像唐太宗這樣能夠以社稷為重、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肯於虛心納諫的“聖主”，是兩三千年才出一個的；而大多生於深宮之中，長於保傅之手的皇帝，不辨黍菽，有的連馬和鹿都分不清，能知道多少宮外的事情？不用說他們的生活原則就是“作威作福”，就是他們全心全意治天下，天下能在他們手中治理嗎？明代除了洪武、永樂、宣德等二三皇帝外，幾乎個個不合格，而且不作為。不少皇帝幾年、甚至幾十年不上朝，朝臣都不知道皇帝的長相。
例如正德皇帝是個流氓皇帝，整天在出宮胡鬧，自己封自己為“總兵官威武大將軍”；嘉靖皇帝躲入深宮煉丹求仙，把國事交付嚴嵩，他是個可以與和珅相比的特大貪官；天啟皇帝年齡不大，手很巧，擅長木工，漆工，他做出的硯床、梳妝匣、宮殿模型，飾以五彩，雖能工巧匠不能過（如果他做的器物傳至今日，肯定是國寶）。不幸他做了自己絲毫不感興趣的皇帝，把國事都交付給太監魏忠賢等，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清代皇帝與明代相比倒是個個合格，康雍乾甚至可以得“優”。然而他們頭腦僵化，把統治重點放在提防漢人上，而在世界大變革麵前則應對無策，誤國之罪，不能推卸。在這種情況下，大臣遇事是互相推諉，不負責任，國家的興衰、民間的苦樂絲毫不係於懷，消極者自保名位，積極者則竭力搜刮民脂民膏。這樣的政治“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必然的規律。中國古代動亂基本上是二百年一個周期，牧惠先生揭示了這是權力過度集中的惡果。近代，積數千年之傳統之糟粕，國弱民窮，專製極權的製度是不能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