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文化的熏染，使人們處在蒙昧狀態，個性不成熟，好搞極端，窩裏鬥，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橫逆當前，縮頭縮腦，一副順民模樣；危險消失，張牙舞爪，滿腔暴民心態。龍應台先生講到台灣現狀時曾說，民主製度建立後，發現民主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別強調啟蒙的必要。他曾講，如有來生，他願意做一個公民教員，把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普及於世，造就現代化的的人。在講到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文明相處時，李先生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化的願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豔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
我想，對於大國國民來說，從容中道也才是大國風範。
慎之先生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是個熱烈的愛國者。當年參加革命、是出於此，晚年高張自由主義旗幟、熱情推動改革開放也是如此。為此他選擇了犧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雖然不必誇張為這是把“肋骨拆下來，當做火把點燃”，但為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確拒絕了許多為世俗所豔羨的東西，甚至連個人的一些愛好也放棄了。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讀了俞平伯先生和葉聖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娛》，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衛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薦此書，說寫得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歡這類著作的。不料，他很嚴肅地說“我不感興趣”。當時覺得很沒趣。
過後他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還有時間讀這類消閑作品嗎？”從語氣中我感受到他的緊迫感。在給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說，“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 ，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隻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今後也隻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盡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於中國”。從這些句子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風燭殘年，獨抱孤懷的老人對國家民族的鍾情。真是像一位“法廣”記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題目所寫“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杜鵑哀鳴，萇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給後人留下具體感受罷！
王學泰於2008年4月20日
國家、民族進步的“反麵資源”
李慎之先生多次談到“文革”是我們的“反麵教員”，是社會進步的“反麵資源”。他說，我們政治改革的動力從哪裏來？就“來源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說“‘文化大革命’剛過去不久，它的陰影還壓在人們的心頭，不妨說個不客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幾個人敢說自己不是奴隸，不是奴才？就這方麵說，不能否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製主義與蒙昧主義的遺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來的極端主義的心理狀態，深深埋在中國人民的心底，隨時可以複蘇而反撲過來。一個世紀以來反複有所表現……真是所謂‘心中賊難除’”。這些語重心長的話，現在讀來，仍是如同醍醐灌頂。
當代的蒙昧是指長期在專製主義統治下，未能接受現代文明，腦子尚停留在前現代。這是長期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貧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國有兩三千年這樣的曆史，造成了億萬個性不成熟的人們很少獨立思考。他們易於被統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這樣大哄大嗡的“群眾運動”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為的目的，正像哈維爾所說，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櫥窗要掛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一樣。文革中許多政策觸動了人性之惡，蒙昧者被無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殺，“格殺勿論”“砸爛狗頭”“火燒、油炸”一類標語觸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