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近四十萬字的初稿，寫得很粗糙，李先生看了有兩個月。對這個稿子提了許多意見，大到觀點材料，小至文字標點。他還建議書中應對朱元璋這個典型的遊民進行分析，於是我在原書基礎上增加了朱元璋一章（近五萬字），就這位遊民奮鬥的成功者的經曆考察古代遊民領導的或以遊民為中堅的群眾暴力活動在曆史上的作用。此書完成後李先生賜序，對我所作的那點工作謬加誇獎，稱為“發現另一個中國”，為拙著光寵，受之有愧。這篇序言寫得很精彩，首發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上，後有多家雜誌轉載。有的朋友慕先生之名，向我索書時，都要提到這篇序。我往往這樣回答：李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你們讀了李先生的文章再讀我的書是會失望的。可是“遊民”“遊民文化”這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卻借著李先生的鴻文遠播海內外，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與思考。拙著出版至今已有四年，尚時有相識或不相識的學者來電或來信與我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對研究工作者的最大的報償。拙著能夠為社會所關注，是不能不感激先生的。現在我正進行著遊民文化問題的第二期研究，一些想法也與先生討論過，但全書尚未成文，先生遽爾仙去，問道無由，言念及此，痛莫大焉！
李先生對我這個後輩學者平等的態度使我與他接近起來，但如果沒有急事和朋友相托我也很少去李先生家和給他打電話，隻是常托李伊白向他致意問候。我想老先生年近八旬，自前幾年中風痊愈後，不良於行；每天要讀書、研究問題、寫文章，而且常常有客拜訪，我不忍多打擾他。然而老先生也常有讀書、寫作意興闌珊的時候，需要找人聊一聊，便常給我打電話，使我成為他閑聊的伴侶。
我也常幫他找尋和翻檢一些資料，所以電話往往是這樣開始的：李先生在電話那一端用極洪亮的嗓音說：“王——學——泰——我——問——你……”這仿佛是臨濟宗義玄禪師的當頭棒喝或文革當中的提訊，不了解的人會嚇一跳的。然而我恬不以為怪，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的習慣了，不要說已經成為了“自由身”的現在，即使當右派、被專政時也沒有改掉。有一次沈昌文先生對我說，六十年代“反修”論戰時，沈負責編印出版一些“反修”參考資料，找了一些懂外語的右派翻譯外國的評論，分俄文英文兩大類。李慎之先生屬於英文類的。這些人本來都在沈的領導下，要聽沈公的調遣的，而他老先生頤指氣使，常常淩駕於沈公之上。沈對我說到此時，搖搖頭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沈公貴為“經理”，且長我十餘歲，尚且如此，何況我輩。
初見李先生，聽他講話，確實是氣勢奪人，不知者或生望風披靡之感；有時也表現為拙於應付人情世故，使一些人不理解。其實李先生為人卻很隨和，沒有架子，不論職位高低、年齡長幼、學問大小一律平等對待，毫無高官、師長、學者的架子。在院醫務室、電梯上我都見過有些熟人與他開玩笑。有位20出頭的小夥子，知道我認識先生，想與先生通話，問我李先生的電話。我問先生可不可以，李先生說，我這裏又不是保密機關，想來電話就來唄。後來我還給他引見過一些人，也都待如常人。我感到先生真是世法平等，無分別心。有一次我對他說，學界有人把您和上海的王元化先生視為當今學界思想解放的領袖，有“南王北李”之說。他連忙製止我說：我怎麼能和王元化先生相比，他才是飽學之士，有那麼多著作，我隻是寫點小文章、敲敲邊鼓而已。其實他不僅熟悉現代西方一些流行的學說和理論，對於傳統典籍也很精熟。有一次聊天，我說，《齊物論》有言，“物之不齊，物之性也”。他馬上說，不對，這話出自《孟子》，我一查果然。我勸他出個集子，他不讚成，認為自己首肯的文章也不夠一個集子。我的文章都交給《讀書》的吳彬了，等我死了由她來編。
我有一些典籍的電子數據庫，他有時急需一些詞語、命題的出處，便向我查索。即使我一時回答不出，也會說我給您查一查。當然這隻是電話的開端，此後便是海闊天空，想到哪兒就聊到哪兒，從一些思想史上的問題，到日常生活、笑話，無所不談。有次他問我：“你這個寫過《飲食文化史》的人，告訴我一下，如何炒麻豆腐？”我說，您別學這個，這是“老北京”吃的菜，像豆汁一樣，做好了，您也吃不了。又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猜毛主席接電話，如何自稱。我說自稱“潤之”吧。他說，不對，我聽胡喬木說，有一次他給毛主席打電話，毛主席接了後說：“我是毛主席。”我說這有什麼奇怪的，我與有的台灣學者通話，他們常自稱我是李教授、劉教授，與內地官員通話也聽過我是張縣長、趙書記之類的。這樣閑談也就是給老人開開心，一個電話有時持續四五十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