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由於蒙昧者是對自己處境不滿，往往被“恨”所籠罩，而且並非因為有“愛”而恨，那些口頭的“愛”不過是恨的標牌而已；文革中除了聖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為嗔恨的對象，舉著“砸爛舊世界”旗幟，掃蕩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衝動的驅使下，不僅昨日的師長、朋友，今日就能拉來揪鬥，甚至一家子裏麵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紅八月”期間，我親眼見過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地“勞改”，兒女就是揮動皮帶監督他們勞動的紅衛兵。從當時“批鬥會”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話來看，人們要積攢多少怨恨，才能發出如此決絕的不共戴天之聲！？人可能因愛而有恨，但恨不能作為辦事情的出發點，要造就和諧社會應該從愛出發，這樣才不至於導致社會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極其狹隘，色彩分辨率極低，五色斑斕的世界，隻視作黑白兩色。紛紜複雜的世界被分割為“好”“壞”兩極，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則壞。在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眾生分為敵我兩極，整日念茲在茲，成為不可一解的情結。凡事先分“敵我”，缺少應有的是非觀念，而且稍有異義，就以敵人視之。如何把所謂的敵我分開，最簡單的就是給對方扣上一頂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還說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幫”，隻要是被批鬥，馬上榮膺一頂“黑幫分子”的帽子。後來帽子越來越多，如：地、富、反、壞、右、敵、憲（當過憲兵）、偽（日本時期做過事）、警、特、僧、道、巫、尼、娼共十五大類。這還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還有新揪出的：特務、叛徒、走資派，更擴展為工賊、內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門的政治帽子，還配以各種侮辱性的標誌。
如戴高帽、剃陰陽頭，較長久的是胸前掛上牌子。由於揪出的“敵人”太多，單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個別的允許回家。但得掛著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時，把牌子夾在自行車座子上，到單位門口，拿出牌子，掛在脖子上，彎腰躬身進單位。此情此景，尚曆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門別類，讓“革命群眾”分清敵我；其二就是侮辱，讓“革命群眾”看看，這就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使他們有所畏懼。這種亂扣帽子極大的摧毀了人們的自尊心和人格。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當時鄉紳最怕農會給他們戴高帽遊街，因為一遊街，顏麵掃地，從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過帽子，遊過街的，數以千萬計，給多少人心靈上造成過傷害？粉碎“四人幫”後，常貴田說的一個相聲就叫《帽子工廠》，反映了恢複正常的人們對於這種做法的憎惡。經曆過這個時代的人們大多對扣政治帽子行為很反感。
蒙昧者處理問題則迷信暴力，認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先是語言暴力，人類創造的一切具有威懾力的詞彙，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汙穢語言，充斥在人們的口頭，甚至報刊。例如被一位學者舉證的當時在多家報刊刊登的《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一文，其中就充滿了暴力語言和汙言穢語,“這簡直是放屁”“砸爛它的狗頭”“大反撲的狂吠聲中”“混蛋們你們聽著”……這像一個文明人所為嗎？人們所處的是個文明環境嗎？！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對孔子也用的是這一套，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語言之後，就是暴力行動，一言不合，便要開打，北京是中央所在還好，武鬥隻是大刀長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僅機槍、手榴彈，連坦克車都出動了。1979年，我去成都出差，武鬥的炮彈皮還有嵌在街道兩旁樹皮上的，青羊宮的牆壁上還有彈洞。時過境遷，文革流行的許多詞彙消失了，但“打砸搶”留下來了，這個詞的全稱是：打砸搶抄抓。現在寫到這個詞我都能聞到它的血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