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讀他的文章好像這位老人與你對麵促膝娓娓而談，多麼複雜和陌生的問題在他的筆下都顯得十分簡單明白。
他的文章很以句摘，從全體上來說，就是讀起來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國的科名》中介紹到貪贓時，就用十分簡潔的語言介紹了貪贓而又不觸犯法律的“拿陋規”。“什麼叫做‘陋規’呢，說起來也是貪贓，也是不應該要的，但曆任的官員都要，且是無人不要，而民間雖不願出，但為時已久，成了一種習慣，大家也都默認，以為是應出之錢了，這種不名曰貪贓，而名曰拿陋規。”
正如此文開頭所說，“齊如山”這個題目，可說的問題很多，這裏所介紹的一點，意在說明作為近代曆史的見證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學者讀一讀齊如山的著作是會受到許多啟發的。
哲人其萎
四月二十二日，我在從河南安陽返京的路上得知李慎之先生逝世。從李先生發病到入院，消息一直未斷，對這個結局也有所預料，但總是希望出現奇跡，希望造物主再給這位熱愛生活的老人一些時間，完成他想做而沒有做完的事。然而，天喪斯文，哲人其萎。噩耗傳來，突然？愕然？莫能名狀。一時大腦空空，混茫一片。旅行轎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灰蒙蒙的大地從車窗外掠過，我竭力搜索幾年來與李先生的交往在腦中留下的蹤跡。晚上九點多我才到家，一進門，妻也告訴我這個消息，並說某刊來組織悼念文章，如果能於今晚寫完寄出最好。“哪能寫得出呢？”我從身體到精神感到分外疲倦。
近十年來李慎之先生是中國思想界領軍的人物，他的思想、為人以及在知識分子史上的地位，會有專家做出分析與評判，非我所能勝任，這裏僅把我個人與李先生一些交往和零零碎碎的小事寫下來作為對先生的悼念。
第一次聽到“李慎之”三個字是二十年前。我的一個難友曹天予想進社科院的美國研究所，他說，所長李慎之答應了，手續未辦好，但李退休了，繼任所長不歡迎曹天予去，天予希望我幫幫他的忙。我記住了“李慎之”這個名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開明的領導。當時的社科院各所有不少這樣的領導。八十年代中期，當我們搬入社科院新建好的大樓時，他的長女李伊白女士調到我所任職的《文學遺產》編輯部，這時李先生已經是社科院的副院長了。
李先生在社科院負責“國際片”，而且他屬於院的頂層領導，與我們一般工作人員等第懸殊，無緣相識；“六四風波”以後李先生因為敢言而被解職，贏得了所裏院中許多同仁的尊敬，我也是如此。我們看慣了官場的夤緣攀附，骫骳阿媚，骨鯁之士自然是個異數，所以才能警動世人。我也感到幾十年的改造也沒有把李先生造就成為官僚機器上的齒輪或螺絲釘，我想他肯定是個性情中人，沒有應付官場的假麵。
1993年許逸民兄主持《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編輯工作，常刊登李先生的文章，他向我介紹和推薦說：“你們院長李慎之可真是個思想家、哲人。”讀了他的關於“全球化”的文章十分欽佩，感到他是一位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學者。
1997年為新華出版社編輯了一套學術隨筆集名為《學人文庫》。該叢書出版後，出版單位想通過有名的學者點評宣傳一下，於是組織的任務便落在我身上。這套書中有兩本涉及國際問題，我便想起了了李慎之先生。我便拿了一套書交給李伊白，請她代轉。不久李先生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問他對這套書中涉及的國際問題有什麼意見。他說：“我倒對你的《燕談集》（《學人文庫》中的一本）中談及的‘遊民問題’特別有興趣。”我向他介紹遊民研究的過程和宗旨，受到他的肯定。他問我還有沒有其他關於遊民的著作。我說，我正做著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課題，是有關遊民文化的。李先生說：“你完成以後拿給我看一看，我給你寫篇序。”當時已經基本完稿，我便打印了一份給李先生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