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改換門庭”是常用的一個成語，究其起源是與科舉有關的。一中了秀才就可以改換門閭。平常住房的門高都是七尺，而秀才之家則是七尺三寸；因為秀才可戴官帽，帽子上有個頂子，故須加三寸。從這個細節可見社會上對科名的重視。
在古代小說中經常可以遇到某人“大挑為知縣”的情節。“大挑”在我印象中總是一件嚴肅的事。可是從齊書介紹中，它極隨意的。可以參加“大挑”的是貢生和舉人，經過數次會試以後，照例大挑一次。挑的辦法是由皇帝派一個親貴、王爵、貝勒之類主持；在主持者入座後，十個舉人為一排，上堂平行跪下，口報自己的籍貫履曆，王爺看著哪個好就給他個頭等，次者為二等，其他便是落選了。頭等的做知縣，二等的做教官。戲劇家汪笑儂（貢生）就是因為長得體麵被挑為頭等，做過一任知縣。如果你運氣好，所在的那一排中，非老即醜，那麼就很容易被挑為一等。當然也有意外情況，一次大挑，有位長得五官挪位，四體拘攣的舉人被挑為一等，而長得體麵的反而落選。體麵者很不服，攀住王爺的車轅要問個究竟。王爺說：我挑他的膽子，如果他沒有薑維之膽，憑他那幅長相也敢來大挑！這就是封建時代“掄才大典”中的富於喜劇色彩的一幕。
這部書中對於取得各種功名的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他們本身的困擾，也描述得非常生動有趣，具有獨特的價值。如秀才見縣官可以不下跪，可以給知縣寫稟帖（普通百姓則要寫呈文）；對犯了法的縣官不能用刑，除非先革除了其秀才功名，否則隻能由教官打手板。又如人們談論科舉多談文的，少論武的。《中國的科名》對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皆有專節介紹。民間有言：“窮學文，富學武。”（直到當今的“氣功師”們還以此為口頭禪，以便向學功者斂錢）這些人家，本來就有錢，再有了功名，有錢、有力、有勢集於一身，在和平時期這些人又大多無官可做，居於鄉裏，為害一方。
像開賭場、鑄私錢、放高利貸、在集市上充當“集頭”（類似今日市場管理人員，不過權力比他們大），窩藏強盜，什麼壞事都敢幹。舉人這個功名對他們起著保護作用。這些在通俗小說和戲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雜劇中無惡不作的壞蛋大多是“衙內”，到了明清兩代則換了武舉人，特別流行於北方的梆子腔中。作者認為：“到了明朝，科舉盛行，產生了武舉已多，且多無職業，更兼明朝最重科舉，凡有科名之人，官場社會都極尊重崇拜，此在《聊齋誌異》中曾屢屢言之。”又說他們有勢有力“再加以沒什麼學問，沒什麼知識，就難免有越軌的行為，日期長了就橫行霸道無所不為了”。《中國的科名》的內容極其豐富，其作為明清社會史的意義遠大於作為科舉製度史的意義。
還應該指出的是《齊如山回憶錄》與《中國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讀之令人忘倦。我們今天的所謂的“白話文”實際上是“五四”以來歐化作家們提倡的結果，毛澤東先生斥之為“學生腔”。因為幾十年來學校課本所選範文大多是這類的歐化散文，並成為風氣，久而久之，學生自然也就是這個腔調，很難改變。它的優點在於較為規範，缺點是單調，而且與老百姓的口語距離太大，所以聽起來或看起來不如老百姓的語言豐富生動。看電視、電影都常常產生“老百姓哪能這樣說話”之感。實際上，還有一種接近普通百姓口語的白話文，這就是受“五四”歐化散文熏染較少的作家的文章，齊如山先生的文章就屬於這類。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淩霄的白話小說《古城返照記》，到台灣去的掌故作家唐魯孫（光緒皇帝的珍妃是其祖姑）的《故園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語寫作的。它的優點是作為北京人讀來感到十分親切、生動、自然，毫無做作氣；缺點是外地人較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