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談到做戲劇研究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齊如山回憶錄》中說，1913年他寫過一本書叫《說戲》，是用西方戲劇理論反對舊劇的，當時還受到教育部的重視。後來隨著看舊劇越來越多，感到舊劇自有其道理，於是他下決心做一番研究。可是當時沒有一本關於舊劇的著作可供參考，他便根據自己發現的問題見到名宿老角就問。他認識戲劇界的人有三四千，無論是名伶，還是底包，以至場麵水鍋，他是逢著便問，問罷即加以筆錄，然後再歸納排比，證以經史和名人筆記中關於音樂歌舞的記載，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在其他方麵也是這樣。這種樸實的事事求實證的學風是土生土長的，但又是與西方科學精神一致的。因此，在上述的許多方麵他都有新的發現。很可惜在晚年他去了台灣，其畢生搜集的資料與實物大多散佚，沒有把多年研究的中國的精神文化（如京劇、民俗）、製度文化（如科舉製度）、物質文化（如中國烹飪、中國農業、中國化工業）做一個完整的總結。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也是很難彌補的。
齊如山先生去世後，台灣的親友為他編纂了九大本《齊如山全集》，有數百萬字之多，用今天的觀點來看其編纂與印刷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其內容則是極其豐富的。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近百年風俗、事件和許多製度的記錄與研究。
有一次在電視台談電視的作用，我說曆史故事片，特別是曆史文化片是有個傳播曆史知識的任務的，而且應該傳播正確的曆史知識；不能像過去的戲劇和通俗小說，所傳播的大多是錯誤的曆史知識。如窮酸文人一旦中了狀元馬上就被召為駙馬或被任命為宰相；又如古代的戰爭不管多大規模，仿佛就是雙方的將領在比賽武藝的高低，其他的哪怕是百萬大軍也隻是舞台上的龍套，隻是跟著起哄而已。如今隨著曆史題材作品的增多，這種可笑的錯誤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電視屏幕上有越演越烈之勢。且不說包公看線裝書、賈政書房裏陳設著同文書局版的《廿四史》，這類因為缺少文化而造成的笑話，就是一些描寫清末民初的電視劇的環境道具也屢屢出錯，仿佛事未經百年，人們已經不甚了了了。
如最近有幾部電視劇、電影（如《大刀王五》等）涉及到京師鏢局，他們把鏢局寫得都很正規化。就連我看到的方彪先生的《鏢行述史》和曲彥斌先生寫的《中國鏢行》也有這種傾向。實際上中國曆史上即使正當的工商業的製度化程度也很低，像“鏢行”這種主要由遊民靠自己的武藝和江湖上的“字號”而經營的行業，更是極不規範，就靠江湖信義行事。齊如山有篇《鏢局子史話》就說，鏢師們完全是“硬碰硬全憑字號”。顧客委托鏢行保鏢手續非常簡單，他們送去的被保護運輸的銀子連收條都不開。而且商家送去的銀子往往就是用麻布包裹縫好，掛一個布條，寫明送交某處某字號收，下麵書明某號托字樣。鏢行不僅不看銀子的成色，而且連秤都不過。包裹也不加封，如果鏢行私自打開換入假銀，也無證據。這裏不是靠製度而是完全靠信譽。齊先生說，這些年來也沒有聽說用假銀子訛詐鏢局子的事情，也沒有鏢局子偷換銀子的事情。這就是江湖上最高道德——信義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