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近郊郎家園的棗兒，講品種就有二十幾種之多，老虎眼、大紅袍、嘎嘎棗、葫蘆棗、一撚紅、半麵嬌、胖墩、胭脂等等一時也說不清。像老虎眼大而且圓，大紅袍呈橢圓形甜而且脆，嘎嘎棗兩頭尖肚子大，葫蘆棗活像一隻葫蘆，一撚紅嬌小紅豔，半麵嬌半紅半青引人注目，胖墩圓而厚實，核小肉多，至於胭脂自然是顏色特別紅得可愛了。
“高粱一紅頭，豆莢一泛黃，各式各樣的棗子就陸續上市啦”，上市的棗子如此多種多樣，連我這個老北京聽來都有點瞠目結舌。對於郎家園，我不陌生，有我所在單位的宿舍，也曾兩至其地。現在是高樓林立，變成了鬧市通衢，甭說棗子了，連綠色都不多見了。讀唐魯孫的文章讓我想起數十年前，帶著田野之氣的老北京。
夏先生的文章放得開，其題材涉及麵極廣。就其文章內容來說寫北京雖然不如唐先生多而且細，但不論寫什麼題材，“老蓋仙”的文章一律是老北京的腔調，所謂京韻京腔。他有一篇《春節閑話》，這一年是羊年：
今年是羊年，有人說羊年不好，這真是沒道理。第一“羊”字和“祥”字古文通用，“羊者祥也”，和孔子說的“仁者人也”相同。我從“仁者人也”中悟出一條人生要理，乃是“錢者欠也”，不論手頭有錢沒錢，都得先欠欠，才合乎開支之理，也是致富百法中之一項成功要訣，暫算是咱大年下送給讀者的金玉良言。
這是有文化修養的老北京的既有幽默，又有嘲諷的神侃，情態宛然。我與一些老輩知識人的閑聊中還能偶爾聽得到。
夏先生在台灣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在風俗習慣（特別是飲食）仍有許多不甚適應的地方，常常拿來批評，但其標準是老北京的標準，現在讀來不禁令人啞然失笑。不管他走多遠，他的細胞裏的DNA也是老北京的。
關於“懷舊”這個主題
當前，懷舊幾乎成為一種時尚，反映往昔生活的書籍出了不少，這種情況是從粉碎“四人幫”以後開始的。二十年前，誰要“懷舊”（按：懷舊是有特定內涵的，與“四人幫”肆虐時的“憶苦思甜”不同，憶苦思甜是專門說過去如何壞，現今又如何幸福等等；而“懷舊”大多指專門懷念過去富於詩意的東西），那就是“今不如昔”，最輕的罪名也是散布反動言論。不要說出書，上電視，就是私下說說被“革命群眾”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件。而現在的確是開明多了，不僅出書，上電視，而且出版社、電視台也歡迎這樣的稿件，因為它很暢銷，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的《老照片》第一版就印了五六萬冊，連專門為新潮青年服務的流行歌曲也出了以懷舊為內容的盒帶與唱盤。這種“火”勁，真令人產生“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之感。
所見極狹，但就我所知，文學界的懷舊作品，小說大約是從汪曾祺先生開始的，他以清新恬淡的筆墨，不緊不慢的節奏描寫兒時家鄉的奇人逸事、風土人情，以及閭巷市聲和湖光水色，使看慣了那些所謂“重大題材”的文學作品的讀者們耳目一新；散文隨筆是鄧雲鄉先生的《魯迅日記與北京風土》問世最早，先在報刊上發表，後來輯錄成書。當時鄧先生顯然是心有餘悸，本來是“風土隨筆掌故隨筆之一種”，但非要捎帶上魯迅，以便給自己留個後路。後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才放開了手腳，隨意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於是，《燕京風土記》、《文化古城舊事》這種純粹以記往懷舊為主題的隨筆隨感才一本一本地出版。至今鄧先生大部分散文隨筆仍是以懷舊為主的，給人們留下許多有關以往的知識。因為事過五十年，便在絕大多數人們心中模糊了，但是文明是傳承的，如果全社會都失去了對過去的記憶，或者認為過去就是一個黑洞可怎麼好呢？另外我們的曆史學研究還停留在宏大敘事的階段，而具體的曆史場景往往被曆史學家們忽略了，而懷舊憶往恰恰可以做這方麵的補充。作為個人，有趣的富於詩意的記憶也是他的精神財富。有時，我想人活了一輩子，如果沒有些值得懷念的人和事，以供有閑時回憶咀嚼，這如同勤勞一生，而銀行裏沒有一分錢存款一樣，是不是有點遺憾？